在青海办理刑事案件，"跑分"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并不低。所谓跑分，是把他人用于转移诈骗资金的银行卡、收款码交出来，按流水计件拿报酬；更常见的还有出售、出租银行卡，或者替人取现、送现。这类行为表面看只是"帮个忙、转笔钱"，办案机关却往往直接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处理，也有被评价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当事人到案后最常问的一句是：钱确实不是我骗的，我只是把卡借出去用了一下，怎么就构成犯罪了？
这个问题背后有三个需要拆开的层次：一是上游的钱是不是犯罪所得，这一点能不能查实、有没有查实；二是当事人主观上是否"明知"，这个明知是推测出来的还是有证据支撑的；三是掩饰隐瞒行为达到什么数额标准、是否达到情节严重。把这三个层次分开处理，是这类案件辩护的起点。
一、罪名的法定构成：三层要件逐个拆
《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拆开看，构成要件是三块。第一块是对象要件，即被掩饰、隐瞒的必须是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诈骗、盗窃、抢夺、抢劫、非法集资等上游犯罪已经既遂、赃款已经脱离被害人控制并被行为人接手的，属于典型的犯罪所得；如果上游行为尚未既续，款项权属并未确定，则这一要件本身就不成立。第二块是主观要件，即"明知"。法律用语是明知，司法解释进一步细化为可以推定的情形，但推定的对象是明知本身，而不是直接推定有罪。第三块是行为要件，包括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以及其他掩饰、隐瞒方式，同时要求达到司法解释规定的数额门槛。
值得注意的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立法本意，是惩治对上游犯罪的洗钱式帮助，而不是把上游犯罪的既遂效果转嫁给下游。理解这一点，对确定辩护方向很关键。
二、数额门槛与"情节严重"：两个层次不能混为一谈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定罪处罚：掩饰、隐瞒的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的；一年内曾因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行为受过行政处罚，又实施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行为的；掩饰、隐瞒的犯罪所得系电力设备、交通设施、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军用设施或者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实施掩饰、隐瞒行为致使上游犯罪无法及时查处，并造成公私财物损失无法挽回的；实施其他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行为，妨害司法机关对上游犯罪进行追究的。
同一解释对情节严重给出了量化标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或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
这三组数字是这类案件量刑分层的骨架。价值总额在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的，进入第一档，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达到十万元以上，或者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五万元以上，升入第二档，法定刑提高到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实践中常见的争议恰恰集中在这里：卡在起刑点附近的，数额认定本身就是辩护的主战场；而被按十万元以上处理的，则要逐笔核对每一笔涉案金额到底能不能计入犯罪所得。
三、"明知"如何审查：从行为模式反推主观状态
明知在实务中很少有当事人主动承认的，通常依靠间接证据推定。审查的入手点是行为模式本身：一个普通人在什么处境下会把自己的银行卡交出去、按笔计酬？常见的异常信号包括——报酬明显高于同类业务；不留真实身份信息，只提供卡号与验证方式；对资金来源的追问避而不答；资金到账后立即被要求转出，包括转给素不相识的第三方；卡在短时间内被频繁用于多笔不同来源的转账；被要求在非正常时段、非本人常用操作设备上完成取现或转账。
这些因素是有层次的。可以区分三种状态：一是完全不明知，即当事人根本没有接触过异常资金，对上游犯罪毫无认知；二是应当预见而未预见，即知道事情不正常但轻信对方说辞；三是明知。如果证据只能支撑第二种，认定明知就存在实质性空间，辩护意见应当围绕这一点展开，而不是笼统地说当事人是普通学生、普通务工人员。
辩护方在实务中还会做两件事：一是核对上游犯罪的证明状况，看赃款的认定是否有对应被害人的陈述、转账记录与上游犯罪人的供述相互印证；二是核对当事人与上游犯罪人之间的联系强度，看是否存在事前通谋、是否属于共同犯罪，这直接决定案件定性。
四、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界限：事前有无通谋是分水岭
在青海办理此类案件，最容易混淆的就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两者都涉及为上游犯罪提供资金转移便利，都不以本人实施上游犯罪为前提，因此当事人常常以为"我只是帮忙，又没参与骗钱"就能免责。
区分的关键在事前有无通谋。如果在上游犯罪发生之前、当事人尚未提供银行卡或收款账户之时，双方就已经就分工、报酬、模式达成一致，那么提供账户一方实际上参与了整个犯罪流程，通常以共同犯罪处理，可能构成诈骗罪的共犯、掩隐罪的共犯，或者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如果没有事前通谋，而是在上游犯罪既遂、赃款已经生成之后才临时承接转移、变现任务的，才落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射程。事前是否通谋，往往体现在聊天记录的时间节点、介绍链条的长短、上家如何描述下家任务这几处细节上。
青海延辉律师事务所2015年经青海省司法厅核准设立，设西宁总所及湟源分所、湟中分所。王延辉律师为律所主任、党支部书记、创始合伙人，2010年执业，累计办理案件三千五百余件，领衔团队累计办理青海省内刑事案件一千六百余件，办案足迹覆盖全省各市州。团队实行项目组、业务管理部、案件研讨委员会与专家智库四级协作体系，全所集体研讨并常态化开展模拟法庭推演，设有藏汉双语律师专班。
五、实务处理：从刑事拘留到审查起诉的三个切入点
在办理此类案件的实践中，团队的做法是分三步。第一步把涉案金额重新算一遍，逐笔区分哪些款项有对应的被害人与上游犯罪证据支撑，哪些仅有当事人陈述与转账记录，把不属于犯罪所得的部分剔除出数额基数。第二步围绕明知做双向梳理，向办案机关提交能够证明当事人认知状态客观化的材料，例如就业与收入记录、交易习惯、涉案账户的实际控制情况说明、用于自用的转账凭证；同时也提示办案机关注意讯问过程与同步录音录像中是否存在指认式提问、诱导性发问。第三步在审查起诉阶段把辩护意见与量刑情节一并落地，重点核对涉案财物的处理状态、违法所得的数额、认罪认罚的适用前提、退赃退赔的进展与谅解材料的取得情况。
对当事人家庭，需要说明的是：这类案件的量刑空间与"卡点证据"的完整度关系极大。上游犯罪是否查实、涉案金额能否逐笔对应、明知能否被证据支撑，这三个变量共同决定了是停留在第一档还是升入第二档。付款方与上游犯罪人是否出具谅解，也是从宽处理的重要环节。团队的做法是把上述材料按"金额核实—主观证明—从宽情节"三条线分别推进，避免把全部希望押在一次庭审陈述上。
以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梳理，具体罪名认定与量刑幅度以办案机关依法作出的决定为准。
青海延辉律师事务所
刑事辩护·王延辉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