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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第二款规定了普通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普通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规则，主要有两种规定模式：一种是客观主义起算规则，即从请求权可以行使时，诉讼时效期间开始起算。例如，《意大利民法典》第2935条规定，消灭时效自权利得主张时起算。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28条规定，消灭时效，自请求权可行使时起算。以不行为为目的之请求权，自行为时起算。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民法典第299条第1款规定，催告后时效受益人经过一段时间才须履行义务的，则诉讼时效期间在该段时间经过后起算。另一种是主观主义起算规则，即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侵害时，诉讼时效期间开始起算。例如，《德国民法典》第199条规定，普通消灭时效自满足下列两个情形时起算：(1)请求权产生的当年结束之时起；(2)债权人知道或在不具有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当知道产生请求权的事由及债务人时起。《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200条第1款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当事人获悉或者应该获悉自己的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起算。
《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可见，《民法通则》采取了主观主义的起算模式。本款规定延续了《民法通则》的立法模式，亦采取普通诉讼时效期间的主观主义起算模式，主要有以下两点考虑：
一是在立法技术上，诉讼时效期间与期间起算点相互影响，二者互为牵制，突出了诉讼时效制度的正当性和各价值目标的平衡。客观主义起算点可以实现诉讼时效制度追求经济效率和社会安定性的价值目标，但在权利人不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不知道向谁主张权利时，即开始时效的进行，不能为社会公众所接受，也有悖于诉讼时效制度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的目的。主观主义起算点权利人考虑权利人行使权利的可能性，能更好地保护权利人，但也存在权利义务双方的关系与法律地位过多依赖权利人的担忧，可能会削弱诉讼时效制度的可预期性与安定性。因此，各国在立法上往往采取两种组合，即采用较长普通诉讼时效期间的，配合以客观主义起算点；采用较短普通诉讼时效期间的，配合以主观主义起算点。这样能够最大程度实现诉讼时效制度的各项目标。《民法总则》起草过程中，有的意见认为，3年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仍不够长。采取主观主义的起算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延长这一期间。
二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一种主观状态，很多情况下，当权利受到侵害时，受害人不一定能够马上知情。我国幅员广阔，人口众多，各地区社会经济生活差异较大。立法应当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采取主观主义起算点是较为公平的。因此，本款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这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义务人”两个条件应当同时具备。
通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