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以为，律师从事刑事辩护风险最大，《刑法》第306条第1款：“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即饱受争议的“律师伪证罪306条款”，法学界要求修改或废止的呼声很高，仍巍然不动。

这把高悬在刑辩律师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让刑辩之途，步步惊心。缺乏勇气者，不过形式辩护而已。真正的刑辩人，不断在有效辩护与保护自己之间寻得平衡。只因，己之不存，何以为辩？

众所周知的“306条款”，让刑辩律师的风险防范意识涵盖整个办案过程，而不仅仅局限于取证环节。民商律师则认为，只要不办理刑事案件，执业就没什么大的风险。他们有一个共同点：“缺乏刑辩律师的风险防范意识”。当然，明知故犯者不在此列。

近年来，鲜有律师因涉嫌“伪证”，触犯“306条款”被处罚的案例。在公布的行业处分信息中，民商事律师居多，其中部分与证据相关，甚至出现律师向法院提交“虚假案例”被处以高额罚款的极端个案。所以，有必要厘清律师执业中的“证据风险”。

今年6月，山东高律师因虚假诉讼罪二审获刑四年，在法圈内影响甚大，涉及律师的执业边界，引发热议。我个人观点：既然在“罪与非罪”上有极大争议，当适用“疑罪从无”原则，不能出于某种目的而强行认定。

只是，本文以高律师案为例，只谈证据风险，无关其他。法院认定高律师构成虚假诉讼罪的理由之一：在70余件诉请劳务费纠纷案件中，米某、陈某提交了部分虚假证据，而作为代理人的高律师对此是“明知”，甚至个别“授意”；高律师坚称自己毫不知情，且未参与策划的辩解理由未被采信。

律师接受委托后，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首要的工作是利用专业知识和办案经验，做到：去伪存真、利弊分析。对于证据线索，或引导当事人查找，如通话详单、银行流水、聊天记录等；或律师主动调取、申请调查令、申请法院调取等。

律师的职责是“应当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自己的执业行为也当合法。不能为了迎合当事人或多收取律师费，在证据上做文章，进而出现违法之举。这一点，在民商事案件中，并非个例。

先谈一个20年前的离婚纠纷案。我代理女方诉请离婚，男方（被告，未委托代理人）拿出一张借条，主张归还共同债务10万元。经向女方核实，前几年夫妻俩做生意时，向男方舅舅借款10万元，但已还清并支付了几千元利息，没有任何书面手续。

借条的落款时间是2001年某月某日（即借款之时），在借条所用信笺纸左边竖行中部，显示的印刷时间是2003年某月。于是有了以下庭审质证时的对话：

我：亲戚之间借钱很少有打借条的。

被告：这是10万元啊，不打条子我舅舅不可能借给我们。

我：的确，10万元是一笔巨款，那什么时候打的借条？

被告：上面不是有嘛，就是借钱的那天我打的条子。

我：你确定是借钱的当天打的借条？

被告：肯定是，我打了条子后，舅舅才把钱给我的。

我：你的意思是一手拿借条，一手给钱？

被告：是的。

我转头看向书记员，那时的庭审笔录还是手写，待书记员停笔后，我问刚才的发言是否已完整记录，得到肯定回答。

我面朝法官，左手缓缓举起借条复印件，右手指向借条左侧，不紧不慢地说：“刚才被告明确肯定借条是借钱当天所写，即2001年某月某日，而借条所用信笺纸是2003年某月才印刷的”。

此时，法官低头拿起卷宗的借条细看，笑了，书记员也笑了，都未出声，被告则满脸通红。

我向法庭陈述：“借钱是事实，全部还清也是事实，没必要这样做吧”。点到为止，自然没了10万元债务。

再举两个交通事故案例，我均是以保险公司代理人参与。

案例一。范某驾驶小车与刘某（甲县人，农村居民）驾驶的二轮摩托车相撞，造成刘某受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经交警部门认定：范某与刘某对此事故承担同等责任。

刘某亲属提起侵权赔偿之诉，主张按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注，当时赔偿项目区别城镇与农村，两者差距很大），提交证据如下：刘某与乙公司签订的三年期劳动合同、刘某两年的工资表、乙公司出具的劳动关系证明等。

劳动合同是格式化合同，劳动关系证明加盖乙公司公章，看不出什么端倪，只是工资表有不合常情之处：其一，20多份工资表系打印形成，都是同名同姓的六个人，工资的组成部分没有变化。班组人员稳定？出勤稳定？收入稳定？两年无调整？其二，六个人在工资表上的签名没有呈现出各人的写字习惯，好似同一人的笔迹？

我当时的想法：先核实情况，不行再申请工资表上的任意两人出庭。据此，建议保险公司派人到乙公司调查。理赔人员进入乙公司后，恰好遇到车间主管张某。据张某介绍：“乙公司100多员工中，没有甲县人，也没有叫刘某的；近两年来工资都是打卡；劳动合同每次只签一年，没有一次签三年的。”

如果张某所言属实，则原告方提交虚假证据无疑。区别在于：是乙公司配合作假？或有人私刻乙公司公章？

将前述信息反馈给承办法官，并提交《调取证据申请书》，法官答复先开庭，视庭审情况再决定是否到乙公司调取。

庭审质证时，我对刘某务工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合理质疑，要求原告方提供刘某的工资卡银行流水，并请求法官依申请到乙公司调取。如经核实为虚假证据，建议根据《民事诉讼法》（2012年修正）第111条之规定，依法处理。

我话音刚落，原告律师脱口而出：“这是当事人提供的，我不知道”。此言一出，此地无银三百两。原告方同意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赔偿，调解结案，自然没了后续。

刘某母亲和妻儿均在家务农，一看就是本分之人，怎么可能想到做假证？且那么专业？答案不言而喻。

在计算具体赔偿项目时，出于对刘某亲属的同情，我有意调高标准，这样就多了近六千元。我让陪同开庭的理赔人员如实向公司领导汇报，说明是律师的意见。理赔人员提醒我，律师代理费用是按“基本费用+判减提成”计算，我说无所谓。领导打来电话核实，我说多出的几千元就算是公司尽社会责任吧，领导同意，我在调解笔录上签字确认。

本案中，原告方提交的刘某务工证据，环环相扣、毫无破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但前提要真实啊。若非我代理，保险公司恐多支出16余万元的赔偿，六千元与之相比，可忽略不计。所以，我有底气认为领导会同意。

《民事诉讼法》第111条（现第114条）规定：诉讼参与人或其他人，伪造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或指使他人作伪证的，视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甚至追究刑事责任。法律规定如此明确，为什么就视而不见呢？个人以为是缺乏风险意识所致。姑且不论刑事责任，仅罚款或拘留及随之而来的行业处分，就够原告代理人难受的。

案例二。陈某驾驶小车与谢某驾驶的二轮摩托车（搭乘罗某）相撞，造成谢某、罗某受伤及车辆受损的交通事故。交警部门认定，陈某承担此次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

经某鉴定中心鉴定，谢某被评定为六级伤残，罗某被评定为十级伤残。之后，谢某、罗某提起侵权赔偿之诉，给其代理律师特别授权，整个诉讼期间未见两人出现。保险公司对两人的伤残鉴定有异议，我建议找专业机构出具了《法医学书证审查咨询意见书》，指明原鉴定意见存在的专业错误，据此向法院提交重新鉴定申请。

之后，多次与承办法官联系重新鉴定事宜，态度含糊。开庭前，再次询问何时重新鉴定，书记员则要求双方调解。我说保险公司对两人的伤残评定等级有异议，缺乏调解的基础，没办法调。书记员回答：“如不同意调解，今天开庭后就会直接判决”。这句话把我惹毛了，撂下一句：“如果本案不重新鉴定就判决，肯定会打下去，哪怕打到最高人民法院”。说完，拎起包直接到审判庭，静候开庭。五分仲后，书记员打电话问我在哪，说原告同意重新鉴定，让去做笔录，我才返回调解室。

确定鉴定机构时，我让对方先选，原告代理律师提出到“华西”鉴定，我直接同意，这是西部地区最公正、最权威的鉴定机构。

结果，“华西”拒绝受理罗某的鉴定，显然是不构成最低的十级伤残；对谢某的鉴定意见是七级伤残。

各方对“华西”的鉴定意见均无异议，经法院调解结案。谢某、罗某的获赔数额，较两人的诉请金额，分别减少7万余元。

在交通事故侵权赔偿纠纷中，某些律师热衷于在“鉴定”上做文章。如此一来，自己亲手埋下的“雷”，一旦引爆，可能身陷囹圄，何必呢？前几年，在办理某鉴定事项时，与某基层法院负责鉴定的法官闲聊。我问初次伤残评级在重新鉴定后被推翻的比例时，法官回答，有百之分七、八十。幸好，近年来规范后，少了许多。

2020年，上海浦东新区法院判决多起涉及“人伤骗保”系列案件，70余人获有罪判决，其中多名律师、鉴定人涉案，多家鉴定机构被停业整顿。判决书揭开的犯罪链条：“人伤黄牛”→鉴定人（出具虚假报告）→律师（代理诉讼）→保险公司（支付超额赔款）。

执业之路千万条，避开雷区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