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两个公众关注度很高的刑事案件，劳荣枝案和重庆姐弟坠亡案。前案进入死刑复核程序近半年，后案也将报最高院复核。从媒体报道来看，劳荣枝系杀人女魔，张波则虎毒食子。如此十恶不赦之人，居然有律师为他们辩护？特别是劳荣枝的二审辩护律师吴丹红，不仅网上被骂，还因江西高院的举报，被北京律协立案调查。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公众表露出对辩护律师的理解。

刑事辩护不是给坏人的“坏”而辩，是为坏人的“人”而辩。让有罪者罚当其罪，为无罪者洗清冤屈，其本质是代表私权利与公权力之间的一种抗争。

我国的刑事诉讼，从最初的重实体、轻程序，到如今的两者并重，是法治的进步。法谚：没有程序的正义就没有实体的正义。律师作为辩方参与刑事诉讼，既是程序的要求，也是实体的需要。

有效的辩护，要求律师不仅具备扎实的法律功底和辩护技巧，更需要激情，一种类似于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勇敢。随之而来的，除了极少数的荣光，更多的是失败、风险与不理解。

刑辩律师并非只有理性，也有感性和温度。

2005年春，援助一涉嫌抢劫的未成年人，在看守所会见时看到：16岁的男孩，身高仅一米五，很瘦，明显营养不良。男孩去年9月考入某重点高中，读了一个月因贫困失学。从郊县辗转到城区打工，身材瘦弱，基本上没干几天就被辞退。后无工可打，无钱吃饭，难以忍受饥饿，实施了抢劫。

法庭辩论时，我不由自主的站起来，手持一叠奖状，说道：“一个本应坐在课堂里的学生，却因为饥饿而抢劫，站在今天的被告人席上。他的父母固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难道社会就没有责任吗！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就没有责任吗！”顿时，一片寂静，男孩获缓刑。这是我仅有的一次站着辩护。

十五年前，一起绑架案闹的人心惶惶，被害人亲属发起万人签名，要求判处被告人极刑。从内心讲，不愿接手，是感性；接受委托，尽责辩护，是理性。庭审在千人礼堂进行，座无虚席。不论是庭审发问、质证、还是辩论，我的每一次发言总是伴随着满堂嘘声、责骂，仍坚持。法庭采纳如下辩护意见：被告人对被害人的死亡在主观上属间接故意，具有认罪、悔罪，愿意赔偿等，但仍不足以从轻。死刑早在意料之中，除非取得谅解，虽尝试，未成功。

3月，援助一未成年人，在审查批准逮捕时去交换意见。检察官问：你不觉得这个案子性质恶劣吗？答：非常恶劣。问：那你是同意逮捕？答：作为民众，支持羁押。但辩护人的职责要求我，只能提出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意见，如果同意逮捕，岂不成了第二公诉人？检察官愣了一下，问：你的意见是不批捕？答：是的，鉴于没有阅卷，我更多的是基于法理和情理提出。遂递交书面律师意见，未批捕。

有一种说法，大案讲政治，中案讲影响，小案讲法律。有些刑事案件，法律因素可能只占10%，法外因素占90%。即便如此，刑辩律师仍需加倍努力。法外的因素我们无能为力，但必须把10%的法律因素做到极致。有些时候，恰恰是做好了这10%，为案件带来转机，影响了最终的裁判结果。

既然选择了刑事辩护，就要耐得住寂寞、受得起失败、抗得住风险。

  请对刑辩律师多一分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