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明勇律师总结过一类“指鹿为马”的案件。他一阵见血地指出：“面对‘指鹿为马’，你很难用什么有效的方法说‘这是鹿不是马’，因为双方根本就不在一个话语体系内。” 

我：办的一个诈骗案，让我郁闷极了，我甚至分不清到底是“谁在骗谁”。

友：这也能分不清，谁上当谁就是被骗了呗。

我：就是分不清谁上当！一个“套路贷”案件，我们是放款人，收取高额砍头息这些都不说了，常规操作。但是其中的借款人，却很有意思。

友：他们收取高额砍头息这事，有提前跟借款人说清楚吗？

我：当然说清楚了，也许是我办的案子少，我还真没见过不提前说的。

友：那这些借款人怎么个有意思法？

我：借款人很多，主要是以下三类：

A类：薅羊毛型。你说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借完一笔我就走，从此老死不相往来，更谈不上什么还钱；

B类：装大老板型。反复借钱，一会说家里厂子要资金周转了，一会说工人要发工资了，一会又说有什么大项目要投资了，嘴里没个准话，就是胡编乱造；

C类：明目张胆型。直接拿假材料骗款。比如有一个借款人，前后向出借人提供了两份房产证复印件，这两个本所载明的房产坐落、面积、产权证号都完全一致，但两个本的印刷格式和部分字体竟然都不一致。至少可以肯定其中有一本是假的。

友：很多人都吐槽过，甚至有好事者称，也许再过几年，我们还需要再进行一场打击“套路借”的运动。

我：我可没说啊，那是你说的。

友：A类薅羊毛的就不多说了，钱不多，也没有明显的辅助借款行为。B类和C类问题就严重了。案卷中有关于他们借款真实原由和款项用途的材料吗？

我：当然没有。现在是要把出借人办成诈骗，不是把借款人办成诈骗。警察也是懂法的，他们就根本不会往这方面问。一旦笔录上出现这些信息，那就不好界定是谁骗谁了。

友：那这个案件中，有没有暴力催收或者大量购买个人信息这样的行为？

我：你的意思是说，找个轻罪兜底？

友：“套路贷”正在风口浪尖上，你想弄无罪不现实。

我：我也考虑过，但是还真没有。

同其他有组织犯罪一样，“套路贷”犯罪的发展也有一个过程。最初是松散的自然人间靠人际关系维系的松散结合，到逐渐形成较为紧密的放贷团伙，再到团伙逐渐壮大出现引流、放贷、催收各环节的分工，直至形成披着“公司”形式合法外衣的犯罪集团乃至黑社会性质组织。

“套路贷”犯罪所涉及的刑法罪名，往往集中在业务链上游和下游，如上游多现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下游多现寻衅滋事和敲诈勒索等。对于一些公司型犯罪，中游放贷也可能构成非法经营。

对于发展较为成熟的“套路贷”犯罪团伙（犯罪集团），因其已展现出明显的链条分工，上游引流、下游催收方式也已多趋于暴力化、犯罪化，甚至中游放贷行为均已经达到了可以单独评价为犯罪的程度。

但对于某些尚处于萌芽期的“套路贷”行为则没有表现出上述特点，其上游引流，下游催收之行为也无法被单独评价为犯罪。

友：这挺尴尬的，想找个罪兜底都找不到。

我：这导致了一种司法乱象：对于那些发展成熟、社会危害性更大的“套路贷”犯罪团伙（甚至犯罪集团），他们往往因为有了其他罪名兜底，得以拿掉“诈骗罪”。而对于那些尚处于萌芽期，还没有造成显著社会危害的“套路贷”行为，则由于没有其他罪名兜底，只能被定以“诈骗重罪”。

友：这样反而导致轻罪重判，重罪轻判。难道就没有解决办法吗？

我：不能因为无罪可定，就瞎定乱定。对“套路贷”案件的个案认定，应该回归基本的犯罪构成，回归基本的社会常识，回归基本的量刑均衡。

处理这类案件，不需要什么智慧，但需要一点勇气。

关键是这勇气从何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