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观本案被告，显然没有严格按照以上规范进行，表现如下：

（一）对本案病人围手术期静脉血栓高危性及高危因素重视程度不足。

1、毫无疑问，本案患者为VTE的高危人群，为包括既往有高血压、心梗病史和静脉曲张手术史，B超见左侧大隐静脉术后状、右侧小隐腘静脉及穿静脉瓣膜关闭功能不全，本次为肺癌切除手术，更是VTE的高危人群，但是被告没有进行严格的VTE危险程度分级，存在根本性过错。根据共识的规定，该过错行为“至关重要”，体现了被告对该风险的淡漠和不积极，风险预估不到位的过错与本案损害后果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2、术前没有评估和制定血栓预防的具体措施。术前讨论记录中及病程记录及各种会诊记录中，均未涉及对静脉血栓肺栓塞的风险预见及风险避免措施方面的讨论，虽然术前讨论记录中记载了：加强围术期管理，预防各种并发症，但是没有具体措施，没有量化避免血栓形成的措施内容，更进一步体现了被告主观上的大意体现在了具体医疗工作中的严重不到位，与最终损害后果发生有直接因果关系。

（二）没有采取规范措施预防

B超见左侧大隐静脉术后状、右侧小隐腘静脉及穿静脉瓣膜关闭功能不全，没有请麻醉、血管外科会诊，但没有请心脏内科会诊，也没有对血栓风险进行评估；术前没有开始抗凝存在过错，与共识不一致，增加了围手术期血栓风险；根据共识，对高危患者手术前后均应进行下肢静脉多普勒超声检查，被告术后没有再次下肢血管B超检查存在过错，；依诺肝素使用不规范，应当是术前12 h给药0.4 mL，相当于40 mg依诺肝素钠，其后每日一次皮下注射0.4 mL，但被告术后使用，并且长期医嘱中没有停止时间，具有过错；没有进行规范宣教，虽然护理记录有记载，但是没有患方签字，没有告知血栓风险教育，没有告知术后早下床活动的重要性；没有使用梯度压力弹力袜和下肢静脉泵，没有让患者太高下肢和活动下肢，其只进行半小时的双下肢气压治疗明显不够，机械预防血栓明显不足；等等，可以说被告没有规范的围手术期预防血栓措施，存在过错。

（三）术后未尽血栓风险的监测和诊断义务。

29日全麻下行右肺下叶切除等手术后，明明知道患者为高危血栓风险病人情况下，直到31日凌晨发病，被告没有进行任何的血液凝血指标复查，这是被告的严重过错，造成凝血异常的情况没有及早诊断和治疗，尤其是在29日术后进行了两次血凝酶的情况下，更没有严密检查凝血指标，存在过错。被告术后对高危血栓病人不进行凝血指标的任何监测，与被告的三甲大医院的医疗水平存在明显不符，造成血栓风险逐渐增加。与死亡后果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四）未尽告知义务。

病历中所有医患沟通书中，均没有对血栓风险的预防措施及后果的沟通，侵犯了患方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患方对肺部手术却因肺栓塞死亡无法接受，反差过大。这与被告的不彻底沟通有关系。这也直接影响了对病人的护理和术后运动，与损害后果间有因果关系。

（五）抢救非常不规范，延误抢救时机。

患者01:50发病呼吸困难，此时病人清醒，没有立即询问病人症状和体征并没有立即进行诊断，此时应当高度怀疑肺栓塞可能，但直到02:01开出急查血后，仍旧没有考虑肺栓塞，没有有效作为，直到02:12记载心跳停止、呼之不应，才考虑肺栓塞，为时已晚，被告作为省立医院，从病人出现典型的肺栓塞表现后22分钟才考虑肺栓塞，存在诊断迟缓，让病人丧失了宝贵的抢救时间；同时，直到02:29日才气管插管，明显过晚，插管时间晚，加重了损害后果。在高度怀疑肺栓塞等待化验结果的时候应当开始应用胃肠外抗凝治疗，另外，手术部位病房大脑和脊髓，属于溶栓的相对禁忌症，可以进行溶栓治疗。但是被告没有使用抗凝、溶栓、介入等手段治疗，气管插管晚，最终导致患者抢救无效死亡。抢救力度明显不够。

（六）围手术期血压控制不良，包括在恢复室内血压处于高位，之后29日、30日却长期控制血压处于低位，长期的血压低位会加重血栓的风险，存在不当。

（七）作为医疗机构，根据现有法律法规，应当具有告知尸检的义务，这是国家规定的医疗机构的义务，本案中被告没有履行该义务，应当承担过错责任，应当加重被告的责任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