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术前风险评估不足，未行双下肢深静脉血栓排查，存在明显过错。

    患者70岁高龄，术前彩超右下肢动脉硬化性改变并多发斑块，甘油三酯增高，高密度胆固醇降低，载脂蛋白A1降低，属于下肢深静脉血栓的高发人群。下肢手术术后卧床患者极易发生下肢深静脉血栓脱落，被告术前未行双下肢深静脉血栓排查存在明显过错。

（二）术后风险预见不足、风险避免不到位，存在明显过错。

    术后要求患者卧床休息，未告知患者及家属进行腿部被动锻炼，预防静脉血栓形成。患者9月2日凝血报告单记载，患者出现凝血异常，D二聚体增高，被告未给予任何干预处置措施，未及时检查下肢深静脉血栓情况，存在明显过错，与患者发生肺栓塞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三）对VTE风险分级情况，没有采取针对性预防措施存在明显过错。

    根据2018版《肺血栓栓塞症诊治与预防指南》记载:“外科手术患者建议应用Caprini评分，进行VTE风险分级。外科手术患者，如不存在高出血风险：VTE风险为低度（Caprini评分1-2分），建议应用机械预防；VTE风险为中度（Caprini评分3-4分），建议应用药物预防或机械预防；VTE风险为高度（Caprini评分≥5分），推荐应用药物预防，或建议药物预防联合机械预防。”该案中患者接受右下肢外科手术治疗，术前检查存在血脂异常，术后凝血及D二聚体增高，无论是术前还是术后，被告均未进行Caprini评分，未进行充分的VTE风险分级，未进行针对性的预防措施存在明显过错。

（四）术后没有让患者尽早下床预防深静脉血栓形成，而是让患者持续卧床，存在明显过错。

    根据9月1日病程记录记载：“嘱患者适当行右下肢踝泵功能锻炼，减少下肢静脉血栓形成的风险”。但是医嘱单中未尽到任何踝泵功能锻炼的相关医嘱，说明被告患者需要进行踝泵功能锻炼预防下肢静脉血栓形成，却未给患者采取该治疗措施。同时9月7日病程记录记载：“继续卧床休息，活血药物应用”。说明被告术后一直让患者卧床的，众所周知，对于肺栓塞的高风险患者是需要尽早下床活动，防止双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形成。

（五）未行术前讨论，违反《十八项医疗核心制度》规定，同时也造成对患者双下肢深静脉血栓的预防没有引起关注，没有采取针对性措施。

    根据《十八项医疗核心制度》第八项明确规定：“除以紧急抢救生命为目的的急诊手术外，所有住院患者手术必须实施术前讨论，术者必须参加，术前讨论完成后，方可开具手术医嘱，签署手术知情同意书。”被告向我方提交的住院病历中未见术前讨论记录，说明被告手术前未进行术前讨论，严重违反十八项医疗核心制度规定。且本案中患者为肺栓塞高风险人群，术前应充分讨论双下肢深静脉血栓的预防措施，未进行术前讨论与双下肢深静脉血栓预防措施不当，发生肺栓塞具有因果关系。

（六）术后未使用药物预防肺栓塞发生，违反指南规定，存在明显过错，过错与损害后果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根据2018版《肺血栓栓塞症诊治与预防指南》记载:“VTE风险为高度（Caprini评分≥5分），推荐应用药物预防，或建议药物预防联合机械预防。”被告术后为及时为患者行Caprini评分，但是从患者的基本情况看，评分明显大于5分，为高风险患者，对于高风险患者根据指南意见必须使用药物预防，而被告术后未及时为患者使用药物预防，严重违反指南要求，存在明显过。

（七）肺栓塞后救治过程不规范，存在明显过错。

1、抗凝药物使用不及时，存在过错。根据2018版《肺血栓栓塞症诊治与预防指南》记载:“临床高度可疑PTE，在等待结果的过程中，建议开始使用胃肠外抗凝治疗。一旦确诊急性PTE，如果没有抗凝禁忌，推荐尽早启动抗凝治疗。”本案中，患者肺栓塞后，被告始终没有启动抗凝措施。

2、患者在骨科就完成了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通气，而转到重症监护时却记载呼吸为0，说明转科途中未给予相应的辅助呼吸措施。

3、9月7日18:00完成溶栓后，至次日患者死亡没有病程记录，也侧面反映出被告对于患者病情重视程度不够，未尽到高度的注意义务，具有过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