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性肿瘤，是一大类疾病的统称，共同特征是体内细胞丧失了正常调控，出现无节制的生长和异常分化，并发生局部组织浸润和远处移植。恶性肿瘤从组织学上分为上皮性的癌、非上皮性的肉瘤及白血病。

恶性肿瘤可发生于任何年龄，任何器官的任何组织，其发病与有害环境因素、不良生活方式及遗传易感性密切相关。早期发现的恶行肿瘤多数有可能治愈。

2019年，吴某在医院诊断为左乳恶性肿瘤，经行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需定期到医院复查。

2021年6月17日，吴某与病友相约共同到医院进行复查，家属未予以陪同。同日下午14时40分，吴某办理了住院手续，住院患者评估表载明吴某的护理等级为二级护理，入院诊断为恶性肿瘤内分泌治疗、左乳恶性肿瘤，上部。

次日，医院为吴某进行了CT检查，CT提示为胰腺囊性占位、肝囊肿、甲状腺肿物，主治医生将CT检查结果对吴某予以了告知，并通知肝胆科的医生为吴某进行了会诊，同时为吴某预约了19日的彩超等相关检查。

2021年6月19日早上，吴某独自外出未归。当日下午4时17分32秒，吴某丈夫与她的主治医生电话联系，询问吴某的去处，后吴某丈夫也于当天赶往医院。

医院报警后，通过调取的监控显示，吴某于6月19日早上5时许走出医院大门，自行打出租车到达漳河镇。

6月20日，院方和家属发现吴某在漳河机场水库溺亡。

本该在医院住院的人，现在与家人未留一句话就天人永隔。为此，吴某家属认为，医院未按护理标准履行对患者吴某的安全保障义务，或者在告知过程中不注意言辞和态度，是导致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因此将医院诉至法院，要求承担相应的责任。

在法庭上，法院认真听取了双方的意见，再结合相关证据及法律条例，最后法院判决驳回吴某家属全部诉讼请求。

随后，吴某家属表示不服判决，又提起上诉。在二审中，家属又提供了部分证据，但经法庭审理认为，该证据与医院的诊疗行为和患者死亡之间不具有关联性，法院不予采纳，最终维持原判。

本案争议在于：医院应否对吴某家属承担赔偿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八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或者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医疗损害责任的构成条件包括：1．有错误的诊疗行为；2．造成患者损害后果；3．错误的诊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必然因果关系。

本案中，原告方并无证据证明医方存在诊疗过错，包括对病情的错误告知、歧视态度、护理不当等。吴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选择在医院治疗期间外出自杀身亡，属于个人行为。患者从入院至发生自杀事件，精神正常，作为就诊医院，无法对其外出自杀行为事先作出判断，并作出预防措施。故患者在治疗期间外出自杀身亡，系自身原因造成，与某医院的诊疗行为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但是，本案的发生也给我们留下了思考。

由于癌症具有难以治愈及预后效果较差的特点，它意味着生命长度的缩短、生命质量的下降，以及家庭经济压力的增加等。因此，如何在不对患者造成身心伤害的前提下，履行告知义务并尊重患者的自主决定和选择权利，为患者及家属提供有利信息，增强患者治愈癌症的信心，如何制定有效告知策略是医学领域需要不断探索的重要问题。

对此，医方可以考虑在告知前，评估治疗风险和患者接受能力，通知近亲属陪同，以探讨后续治疗方案的方式清晰讲解病情，建立患者配合治疗的勇气和信心。

十八项医疗核心制度中“医患沟通制度”对沟通方法有如下规定：在医疗活动过程中，如发现可能出现问题苗头的病人，应立即将其作为重点沟通对象。在交班时将可能出现问题的患者和事件作为重要内容进行交班，使下一班医护人员做到心中有数。此沟通方式为预防沟通，在癌症告知中尤为重要。

自杀作为一种突发事件，往往难以预料。作为医院方，应该加强安全保护措施，通过对于危险物品的管理，减少患者对这些物品的可及性，防止有患者获得自杀途径。

对于患者家属来说，生病的人，情绪往往容易不稳定，对刺激尤为敏感，更需要家人的保护及支持。日常生活中，家人应该多和患病者进行沟通，及时关注患者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