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有关涉及正当防卫的案件在社会上一直引发公众关注。从2016年4月发生的于欢“辱母案”、2018年8月发生的“宝马男砍人反被杀案”到2019年2月“退伍女兵反杀案”等等。当然，提到的这几起案件司法机关最终以认定当事人属于正当防卫（或防卫过当）而告终，让社会公众松了一口气。而有些案件就不一定这样“幸运”，比如今年刚刚发生的“醉汉擅闯小学并殴打校长案”， 6月21日下午，河南省周口市某镇，一男子彭某某酒后闯入某某小学，推搡校长王某某至进入宿舍，动手殴打王某某，王某某被迫还手，致彭某某轻伤二级，目前，该小学校长王某某和擅闯小学学校并殴打校长的彭某某均以故意伤害罪被批捕。前些年，笔者办的一起发生在山东临清的“水果摊主误伤案”，也未能“享受”到正当防卫的权利。三名社会“混混”因买甘蔗无端对老实巴交的摊主进行挑衅、殴打，摊主在逃跑过程中随手抓起邻边卖肉夹馍摊贩的一把水果刀往后挥，不巧正好戳中了一名对其穷追不舍的“混混”的左眼框至穿刺大脑，导致死亡。本案虽经极力辩护，最后还是以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判处水果摊主有期徒刑十年。
以上案例，令人喜忧参半，不免让人感到“传说中的”正当防卫“不溯迷离”，构成正当防卫真的就这么难吗？应该讲，司法实践中认定正当防卫确实有一定的难度，需要考虑到案件主、客观复杂的多方面因素。但笔者认为，弄清楚正当防卫的立法精神是什么，正当防卫制度的本质是什么，正当防卫制度所倡导的是什么，对正当防卫的认定会起到关键性影响。我国刑法所规定的正当防卫制度，通常也称“自我防卫”、“自卫”，实际上就是指在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遭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时，由于情况紧急，无法及时获得国家的公力救济而迫不得已采取的一种私力自救手段。正当防卫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曾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进程。最初起源于原始社会的血亲复仇，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国家制度的不断完善,现代社会的正当防卫制度和历史上的“复仇”、“私刑”具有本质的不同。我国刑法所规定的正当防卫制度，是特殊情况下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一种补救，是弘扬正义、打击邪恶，同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的一种及时、有效的手段，对社会综合治理，营造安全、和谐的社会生活环境，实现依法治国，都具有重大意义。从刑法条文的设计上看，正当防卫虽然也包含对国家和公共利益的保护，但现实中最容易发生的多数是出于对公民自身权利的保护，尤其是对自身生命健康权的保护。因此，笔者认为，正当防卫制度的本质应侧重于对公民人身权利的自我保护，体现公平与正义。这也是为什么社会公众关心、关注一些可能涉及正当防卫案件的真正原因。2020年9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开篇即明确：把握（正当防卫的）立法精神，严格公正办案。正当防卫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要准确理解和把握正当防卫的法律规定和立法精神，对于符合正当防卫成立条件的，坚决依法认定。要切实防止“谁能闹谁有理”“谁死伤谁有理”的错误做法，坚决捍卫“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法治精神。最高法院的这份司法解释，是对多年来我国司法领域普遍存在的视正当防卫制度于虚设、正当防卫难认定、司法人员观念存在问题等现象开出的清醒剂，对今后司法工作人员能够适用正当防卫制度、愿意适用正当防卫制度、正确适用正当防卫制度，让正当防卫真正成为一项公民权利给予了高度的明确和具体指导。
最高人民检察院张军检察长也讲到，有些案件之所以一开始甚至被炒热以后，都被司法机关作为犯罪案件去对待，很大程度上是传统司法观念的影响，尤其是受正当防卫不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传统理解的束缚，没有把法与不法、正义与非正义、见义勇为与不法侵害作出根本区别。对涉案行为的性质没有首先依法界定，而只是当做一般的伤害案件、侵权案件，看一看谁受伤了，谁先动手了，谁的力度更大，就作出认定。把正当防卫行为只看作是加害行为与侵害行为的对抗，没有看到行为背后人的动机目的、行为的社会和法律性质，因此也就没有把司法应该支持什么、约束什么、制裁什么这个灵魂体现出来。固守传统观念，没有考虑到法和不法的区别，更谈不上体现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理念了。当然，涉及正当防卫问题，司法实践中也要防止矫枉过正。张军检察长的这一谈话和最高法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的精神是一致的。
因此，我们要正确认识和看待正当防卫制度，司法实践中依法正确认定正当防卫行为，莫让正当防卫只是个“传说”，而要让正当防卫真正成为一项公民权利。使无罪的人不受法律追究，彰显法治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