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尽安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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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犯罪,就一定要判刑吗?

作者:张尽安律师时间:2026年11月12日分类:律师随笔浏览:3次举报
2026-11-12

构成犯罪,不等于一定要判刑

检察机关应大幅降低起诉率,法院应尽可能宣告缓刑


导语:一个行为被评价为犯罪,是不是就意味着必须起诉、必须判刑?张明楷教授的回答是:未必。犯罪成立范围与刑罚处罚范围,本可以分开。这不是替犯罪开脱,而是把一个被默认太久的前提摆到桌面上——定罪之后,处罚仍然需要单独的理由。

一、为什么已经成立犯罪,依然可以不科处刑罚

实务中有一条很硬的惯性:行为只要形式上符合构成要件,就应当起诉、判刑。张明楷把这条惯性拆成两问:是不是犯罪,是第一问;要不要动刑,是第二问。第一问由构成要件、违法性、有责性回答,第二问由情节轻重与预防必要性回答。第二问必须独立回答,不能被第一问的结论直接带走。

支撑“可以不罚”的,是五条理由。

理由一:刑罚只是治理手段之一,本身带有副作用

犯罪生成是复杂社会系统的产物,生产力、社会关系、制度环境共同催生犯罪,刑罚力量不足以对抗全部社会诱因。李斯特有句名言: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

刑罚是保护法益的工具,但代价高昂,必须严守必要性边界。原文以日本金融犯罪的“整体性规制模式”作参照:经济预防、民事追责、行政制裁、刑罚分层处置。行政罚、民事罚并非只能对付普通违法;对已经达到犯罪标准的行为,同样可以适用非刑罚手段,刑罚只留给性质最恶劣的那一部分。不能一触及犯罪,就排斥行政、民事手段。

理由二:没有特殊预防必要性,就没有动用刑罚的正当性

刑罚不为单纯报应,核心目的是预防再犯与一般预防。行为人初犯、偶犯、没有再犯风险,科处刑罚反而会反向伤害公众对刑法的认同:公众会同情被重罚的人,进而削弱法律公信力。

典型例证是醉驾。立法增设罪名,划定的是行为禁止边界,不等于每一个刚达标的个案都必须刑事处罚。血液酒精刚过八十毫克,与醉驾肇事逃逸,本不是一回事。

原文还有一层社会学判断:刑罚必须保持例外属性。追诉过多过滥,刑罚“过劳损”,民众看到的是大量普通人都触犯刑法,遵纪守法意识反而被消解;适度克制的处罚,才维持得住一般预防。缓刑是降低再犯的重要工具,一味追求实刑,本质仍是报应刑思维。

理由三:程序本身已经在实现社会非难

传唤、讯问、公开听证、有罪宣告、媒体报道,这些程序动作本身就在向社会传递否定评价,也足以给行为人教训。罚金与行政罚款标签不同,客观上都是剥夺财产;职业禁止、吊销证照这类资格罚,同样能实现预防效果,副作用远小于监禁。民事、行政制裁与刑事处罚名称不同,治理目标可以相同。

理由四:被认定有罪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负担

贝卡利亚说,即便是最小的恶果,一旦成了确定的,就总令人心悸。一个人拿到不起诉决定书,他清楚知道自己越了线,这种压力足以起到教育作用。宽大处理,反而更利于其悔过自新。

从公开数据看,2014年至2018年,法院判处管制、拘役、缓刑、免刑、单处罚金等轻缓刑的人数,占同期生效判决总人数的比例每年接近半数(分别为49%、48.8%、49.7%、44.6%、44.5%)。这批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本就具备适用酌定不起诉的空间,不必全部推向法院判决。

理由五:我国部分行政处罚的强度,已经不亚于域外刑罚

德国把禁止驾驶规定为刑法附加刑,期限一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且不限于交通犯罪。我国醉驾直接吊销驾驶证,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营运机动车醉驾十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重新取得后不得驾驶营运车辆;饮酒或醉驾肇事构成犯罪的,终生不得重新取得。

对高度依赖机动车的人而言,这份资格剥夺带来的痛苦,不亚于甚至重于域外的刑罚。在社会整体走向轻缓的趋势下,刑法条文尚未修改时,对部分轻微犯罪优先适用强有力的行政制裁,具备现实合理性。

小结:对已经成立犯罪的行为放弃刑罚,既体现对人的尊重,也能够实现预防犯罪的制度目标。

二、既然可以不罚,为什么还要认定为犯罪

这是文章必须自己回答的反问:既然不打算罚,何不干脆不入罪?张明楷给了四重理由。

第一,社会发展带来法益保护扩张

社会不断涌现值得保护的新型法益,公众的安全与权益诉求通过立法转化为刑法规范。刑法需要事先宣告行为的不法属性,发挥行为指引功能。

第二,履行国际义务,维护刑法体系协调

加入国际公约后,部分犯罪形成统一入罪标准,不允许随意抬高门槛。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2019年对我国进行互评估,洗钱犯罪有效性被评为“一般符合”,其中指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司法解释设置数额入罪门槛不符合零容忍要求;2021年4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以法释〔2021〕8号修改相关解释,原数额标准不再适用。知识产权领域同理:全面执行TRIPS协议后,2004年底两高解释下调了入罪标准;《刑法修正案(十一)》又把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入罪条件改为“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情节严重”。

如果部分罪名因国际义务降低了门槛,其余罪名却维持很高的罪量,整个刑法体系就会失衡。因此,即便个案最终不科处刑罚,行为性质上仍须评价为犯罪。

第三,实现国民法益的平等跨境保护

国际交往频繁,本国人在境外、外国人在境内实施同类行为已成常态。如果我国的入罪门槛显著高于国际通行标准,就会出现保护不对等:中国人在境外造成他人轻微伤被追究,外国人在我国实施同类侵害却不受刑法规制。多数国家把故意造成轻微伤、精神损害纳入故意伤害的成立范围,门槛过高,受损的是本国国民。

第四,分层预防,阻止微恶升级为重罪

立法把微罪纳入犯罪圈,发挥规范警示功能,避免小恶演变为大恶。危险驾驶罪设立后,醉酒驾车致人死亡人数明显下降;问题不在罪名本身,而在起诉率过高、缺少微罪分流、前科附随后果过重,这些只能靠针对性措施解决,不能靠废除罪名掩盖。

暴力犯罪同理。一拳一脚会造成什么后果,行为人未必控制得住;刑法不禁止造成轻微伤的行为,许多人便误以为自己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结局可能是被害人轻伤乃至重伤。要预防重伤害,先得禁止轻微暴行。

核心结论:立法上可以适度扩张犯罪成立范围,司法上要同步收紧刑罚处罚范围。犯罪圈扩大,不等于刑罚圈同步扩大。

三、一个极易混淆的区别:不是“在裁判上直接出罪”

很多人把张明楷的立场与“行为规范与裁判规范分离说”混为一谈。二者表面上都指向限缩处罚,底层逻辑却相反。

两种观点在行为规范层面是一致的:都告诉国民,这个行为属于犯罪,不得实施。

分歧在裁判层面。张明楷主张:符合构成要件,定性上仍然成立犯罪;只是在处罚环节,基于没有预防必要性而不科处刑罚。规范分离说则主张:裁判上直接认定不构成犯罪。

差别在对外传递的信号。按前一种,社会收到的信息是“这个行为是犯罪,只是本案不处罚”;按后一种,社会容易理解成“这个行为根本不算犯罪”。前者守住一般预防,后者可能消解它,这也是原文反对规范分离说的理由。

以醉驾八十毫克为例

张明楷的观点:张三的行为成立危险驾驶罪;但情节轻微、无再犯危险,可以不起诉、不判处刑罚,同时仍然宣告该行为属于犯罪。

规范分离说的观点:行为规范禁止醉驾,但裁判上直接认定张三不构成犯罪。张明楷指出,如果司法直接宣告该行为不是犯罪,公众会误解“刚好八十不算犯罪,我也可以开”,立法的警示意义随之落空。

提示:本文反对的只是“裁判层面直接出罪”的规范分离说,并不否定刑法第十三条但书、法定不起诉、存疑不起诉这些法定出罪路径。辩护时不要把“处罚必要性辩护”包装成规范分离说,两者论证路径、证据组织、说服对象都不同。

四、这套分离思路的制度价值

原文的结论不是抽象命题,而是三条具体主张:公安机关应当审慎把控移送标准;检察机关应当大幅度降低起诉率,充分用好酌定不起诉与暂缓起诉;法院应当尽可能宣告缓刑,减少实刑适用。

三句话对应三个关口:入口、分流、出口。需要说明的是,它们是应然主张:酌定不起诉、缓刑已经落在现行法上,而成年人暂缓起诉至今没有全国统一立法。引用时把主张当成现行制度,是最常见的失手。

这套思路的另一重意义,是消解积极刑法观与消极刑法观的对立:立法可以积极回应社会保护需求,司法则用不起诉、定罪免刑、缓刑构建出口,化解犯罪圈扩张带来的大规模前科群体风险。

五、刑辩实务落地:一套可以直接用的方法

(一)三层阶梯辩护,顺序不能颠倒

第一层,罪质辩护,即犯罪成立层面。优先论证不构成犯罪:构成要件不满足、存在违法或责任阻却事由、符合刑法第十三条但书“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证据不足。能无罪,先争无罪。

第二层,处罚必要性辩护。前提是退阶论证:即便行为符合犯罪构成,本案也缺乏特殊预防必要性,不应科处刑罚。法律依据是刑法第三十七条、第七十二条,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说理要点包括初犯偶犯、主观恶性小、没有实害后果、全部退赃退赔并取得谅解、已经受到行政处罚与资格剥夺、再犯危险性极低;动用实刑反而激化对立,不利于改造。

第三层,程序出口选择。审查起诉阶段优先争取酌定不起诉,进入审判阶段争取定罪免刑或缓刑。

这里有一条不能省的义务:必须向当事人释明,酌定不起诉不等于无罪判决,会留下附随性记录,部分场景会影响政审与就业;是否接受,必须由当事人本人在知情后决定,不能由律师单方拍板。

(二)高频微罪的适用场景

危险驾驶、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小额非法经营、轻微故意伤害,是“处罚必要性辩护”的主战场。以醉驾为例:不是“达标即无罪”,也不是“达标必诉必判”,而是承认罪名的规范警示意义,对个案独立评估处罚必要性,推动诉前分流。

(三)现实落差:四道绕不开的坎

第一,制度供给不足。成年人暂缓起诉尚无全国统一立法,附条件不起诉依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二条严格限于未成年人案件,诉前分流通道有限,检察内部考核对降低起诉率构成现实约束。

第二,附随后果突出。酌定不起诉不是前科,但实践中不少政审、就业环节仍会产生不利影响,微罪记录封存制度尚未覆盖成年人。这正是很多当事人宁可冒险做无罪辩护、也不接受酌定不起诉的现实根源。

第三,“无再犯危险”缺少统一细化标准,裁量高度依赖承办人判断。辩护人要提交社会调查报告、谅解材料、退赔凭证、一贯表现证明,把主观判断转为客观证据,减少同案不同处理。

第四,缓刑仍是有罪判决。宣告缓刑不等于无罪,前科保留,考验期内还有撤销风险。

(四)法律意见书可用的说理段落

“本案即便认定涉案行为形式上符合××罪的构成要件,但结合全案事实,行为人系初犯偶犯,主观恶性较小,已完成退赃退赔、弥补全部损害后果,且已接受相应行政处罚,资格惩戒已对其形成充分的警示教育;行为人无再犯危险性,不具有特殊预防必要性。依据《刑法》第三十七条、《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请求贵院充分考量刑罚的预防目的,对本案作出酌定不起诉决定,避免机械追诉。”

提示:这是句式模板,条文、情节与事实必须逐案核对,不能通用;涉未成年人案件还应另循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二条的条件与程序。

(五)办案自查五问

一问能否出罪。情节是否显著轻微、危害不大?有无犯罪事实?证据是否确实充分?对应刑法第十三条但书、刑事诉讼法第十六条与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证据不足的,依第一百七十五条处理。

二问罪质是否成立。构成要件是否齐备?违法性、有责性有无阻却事由?这是犯罪成立层面的抗辩空间。

三问有无处罚必要性。是否初犯偶犯?有无实害?是否退赔谅解?再犯风险高低?是否已受行政惩戒?对应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刑法第三十七条与第七十二条。

四问惩戒是否到位。驾照是否已吊销、罚款是否已缴、行业禁入是否已执行?这些行政后果本身就是已经付出的代价。

五问当事人是否自愿。是否知悉不起诉的附随后果?是否自愿接受该方案?辩护方案必须经当事人同意。

六、结语

张明楷这篇文章,不是鼓吹放纵犯罪,而是提醒司法摆脱“有罪必罚”的机械报应思维。

立法负责划定什么行为是犯罪,司法负责判断要不要动用刑罚。犯罪成立与处罚范围适度分离,是积极刑法时代兼顾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的一条可行路径。

对刑辩人而言,最大的启示是:辩护不只有“打掉罪名”一条路;定性难以撼动时,处罚必要性辩护就是轻罪案件的第二战场。而每一个出口的争取,都要落到条文、证据和当事人的自愿上。

声明:本文为理论精读与通俗解读,仅供法律交流学习,不构成个案法律意见;原文著作权归《东方法学》及作者张明楷教授。

张尽安律师,户籍漯河,居住郑州,毕业于西北政法大学,深厚的法学教育背景为他的法律生涯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如今,作为河南... 查看详细 >>
  • 执业地区:河南-郑州
  • 执业单位:河南贞实律师事务所
  • 律师职务:专职律师
  • 执业证号:1410120********84
  • 擅长领域:刑事辩护、债权债务、合同纠纷、交通事故、婚姻家庭
河南贞实律师事务所
1410120********84 刑事辩护、债权债务、合同纠纷、交通事故、婚姻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