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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因本文引用了案例,文字较多,阅读可能耗时约10分钟,结论置于文末。
在热播的《令人心动的offer2》第3期中,八位实习生强强联合,实战演练律师谈判。其中李晋晔和詹秋怡团队面临的谈判议题涉及到委托炒股和保底条款的问题,案情概要如下:
委托人于佳佳有一位股友何强,何强让于佳佳开一个账户,并由于佳佳出资1100万,何强出资100万,何强代为操盘该1200万元进行炒股。如果亏了,何强自行把钱补足,保证于佳佳不亏;如果赚了,两人五五分成。后何强在未出资100万元的情况下就直接开始炒股,因为大盘下跌厉害,股票仅值700万元。因亏损严重,于佳佳通知何强补足至1200万。何强虽口头答应,但未付诸行动。后于佳佳缺钱,不得不以500万元“割肉”变现。后大盘重新上涨,如果当初没有“割肉”,市值反而会超过1300万元。现委托人于佳佳要求何强赔偿250万元。
任务布置后,李晋晔通过检索发现,“对于被认定为有保底条款的委托合同,除受托方为证券公司外,一般应认定为无效”,该观点也在谈判过程中进行了阐述。因实务中恰逢此类咨询,故而也好奇心起,粗糙地检索了一番,形成以下检索结果,供大家探讨和指正。
首先,何为保底条款?
从字面意思上理解,一般认为是承诺保证固定收益或者不亏损的条款。保底条款的类似表述最早见于1990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法(经)发〔1990〕27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四:“ 关于联营合同中的保底条款问题……(二)企业法人、事业法人作为联营一方向联营体投资,但不参加共同经营,也不承担联营的风险责任,不论盈亏均按期收回本息,或者按期收取固定利润的,是明为联营,实为借贷,违反了有关金融法规,应当确认合同无效。除本金可以返还外,对出资方已经取得或者约定取得的利息应予收缴,对另一方则应处以相当于银行利息的罚款。”该司法解释之后,似乎奠定了保底条款无效的主要基调。不过,在实务中,还需要具体区分金融机构、非金融企业事业单位、自然人的保底条款效力。
一、金融机构保底条款的效力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144条:“证券公司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客户证券买卖的收益或者赔偿证券买卖的损失作出承诺。”《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20条:“公开募集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从业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四)向基金份额持有人违规承诺收益或者承担损失。”《信托公司管理办法》第34条规定:“信托公司开展信托业务,不得有下列行为:……(三) 承诺信托财产不受损失或者保证最低收益;”
综上,对于持牌持证的金融机构而言,向自然人承诺的保底条款一般应视为无效条款。
二、非金融企事业单位保底条款的效力
《人民司法》2006年第6期刊载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以“高民尚”署名撰写的《审理证券、期货、国债市场中委托理财案件的若干法律问题》一文中指出,“一般企事业单位的受托理财行为处于市场监管真空的灰色地带,民商审判部门对此应加大调研力度,对审判中发现的问题向有关部门发出司法建议,当前法院不宜轻易否定该类情形下委托理财合同的效力。”
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今时已不同往日,在相关法律、司法解释、行政法规等还未对非金融企事业单位保底条款的效力做出进一步的说明前,只能通过各地法院的案例来研判大致的裁判方向。
笔者通过检索类案,发现非金融企事业单位承诺的保底条款一般认定为无效,但对于无效的理由,各地法院有不同的说明。
案例1:保底条款自身的内容扭曲了股票市场的规律,扰乱了股票市场的正常交易秩序。【(2016)粤0391民初2273号】
【法院认为】第一、保底条款大量存在将对国家宏观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定会造成较大程度的不利影响。保底条款使得大量的社会闲置资金受保底收益的驱动,流入了证券市场和其他高风险投资领域,大量短线资金推动的证券市场容易失真,从而使得证券市场泡沫化。如果确认保底条款有效,将在证券市场出现“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的局面,扩大整个证券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正因为如此,我国有关规范特定金融机构受托投资行为的法律规定均对保底收益承诺作出禁止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证券公司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客户证券买卖的收益或者赔偿证券买卖的损失作出承诺。”《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十条规定,基金管理人不得向基金份额持有人违规承诺收益或者承担损失。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信托投资公司经营信托业务,不得承诺信托财产不受损失或者保证最低收益。上述这些法律规定虽然约束的对象是特定的金融机构,属于金融监管的范畴,但金融监管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健康的金融市场秩序,防范系统性的金融风险。而对于非金融机构的受托理财行为,司法有必要通过对其中的保底条款予以司法干预,来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促进社会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第二、保底条款违反市场基本规律。保底条款在经济层面上具有明显的信用投机色彩,在高风险的股票市场中,投资风险无法避免,不存在绝对只盈不亏的情形。保底条款将股票投资风险完全分配给受托人,违背市场经济基本规律和资本市场规则,诱导投资人非理性地将资金投入金融市场,扭曲证券市场正常的资源配置功能,并且不断放大二级市场的波动风险,引发市场泡沫。从这个意义来讲,相关的制度设计应当使股票市场投资者在获得可能的收益的同时,承担相应的风险。如果将股票市场看做是只有投资收益,没有投资风险的市场,必将诱使大批不具备风险承受能力的中小投资主体,或者无法承受高风险的那部分社会资金进入股市,引发潜在的社会风险。而保底条款在本质上就是忽略股票投资高风险的特征,将相关的投资风险完全归属于一方,而另一方却只享受收益,不承担风险。虽然从个体来讲,也许可能使协议的一方暂时规避一定的风险,但从每一笔具体的交易来讲,风险并未消失,只是在不同的主体之间发生了转移。而从整个投资市场的角度来看,这种投资协议的安排,扭曲了股票市场的基本规律,使得一方可以不顾风险的许下无法兑现的承诺,另一方无所顾忌地进行高风险投资,明显违背了股票投资的本质要求,也不符合制度设计者的初衷。《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证券公司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客户证券买卖的收益或者赔偿证券买卖的损失作出承诺。”该条规定虽然未明确表述为“委托理财合同中保底条款无效”,证券公司与相应投资主体之间签订的保底条款应属无效条款。但如果证券公司与客户签订的委托理财协议中的保底条款无效,那么其他非证券投资机构乃至个人之间签订的委托理财协议中的保底条款的效力又如何呢?对此,法律、法规虽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保底条款之所以无效,并非在于特定主体从事了与自己身份不相符合的行为,而是保底条款本身的原因。亦即保底条款之所以无效不是因为条款设定者的特殊身份,而是保底条款自身的内容扭曲了股票市场的规律,扰乱了股票市场的正常交易秩序。进一步分析,如果资金实力更雄厚、信息资源更丰富、专业人才更多的证券公司与投资对象签订保底条款都会给证券市场造成不利的影响,那其他无论是从资金、信息、技术、人才方面均不具备优势的个人对外承诺的保底条款无疑更不负责任,更可能引发风险。
案例2:保底条款违背公序良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2019)粤0304民初14383号】
【法院认为】保底条款规避和转嫁了金融投资风险,使双方民事权利义务明显失衡,违背了基本经济规律及合同法等价有偿和公平的原则,对金融、经济秩序产生负面影响,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之规定,本院认定上述《基金合同》所涉保底条款无效。
案例3:保底条款违背委托代理人制度,同时违背公平原则。【(2016)桂0202民初3373号】
【法院认为】保底条款虽然是当事人基于意思自治作出的约定,但根据民法的委托代理人制度,代理人只承担因自己的过错造成被代理人的损失的责任,不承担因不可归责于被代理人的事由所造成的被代理人的损失的责任。现该保底条款与民法的委托代理制度相悖,且违背民法的公平原则,导致当事人权利义务的不对等,故应认定本案委托理财合同中所涉保底条款无效。
三、自然人保底条款的效力
该问题同样见于前述《审理证券、期货、国债市场中委托理财案件的若干法律问题》一文,其中指出:“对于受托人为自然人的,因数量较少且过于分散,尚不至对金融市场产生不良影响,所签订的委托理财合同一般亦应认定为有效;但自然人接受社会上不特定多数人委托理财,特别是进行集合性受托投资管理业务的应属无效。”
不过,笔者通过检索案例发现,司法实践中对于自然人之间的保底条款是否有效的问题存在一定的争议,甚至常常出现一审法院认定有效,二审法院改判认定无效的情形。
案例1:一审判决保底条款有效,二审改判保底条款无效【(2018)湘01民终2858号)】
【一审法院认为】罗碧波与刘岳林之间的委托理财保底条款系当事人在双方之间设定权利、义务,该约定未损害国家、集体及其他第三人的利益。该约定系双方的意思自治,为了维护合同的稳定性,一审法院尊重罗碧波与刘岳林的该意思自治。罗碧波与刘岳林均系自然人,自然人之间的委托理财关系中,受托人刘岳林并没有处于劣势或没有经验。与受托人相比,由于委托人在资源及信息方面的欠缺,才属于真正的弱势地位。自然人之间的委托理财合同中保底条款并不存在显失公平的前提条件。不仅如此,自然人之间设定的保底条款彰显了责、权、利的一致性。委托人专业知识匮乏,而合同约定由受托人全权负责委托人的收益差额,使受托人的独立意见和委托权限得到了极大的扩张。刘岳林作为受托人在享有较大权利时,根据权、责、利相一致的原则,应当承担较大的责任。罗碧波与刘岳林之间设定保底条款是正常的商业风险投资承担的结果。当投资股市有高额利润时,罗碧波及刘岳林均获利,并按合同约定分配利润。此时,作为委托人的罗碧波在投入大额资金后按约定比例仅取得相对较低的收益,剩余大部分收益均归刘岳林所有,而一旦股市低迷导致亏损,即推断保底条款显失公平,系将因股市周期性的涨跌引入合同的效力判断,使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失衡。另外,自然人之间的保底条款也为解决委托理财交易中的委托成本问题提供了一种刚性的约束,有利于督促受托人勤勉敬业,防止道德风险,培养诚信交易。故一审法院认定罗碧波与刘岳林之间约定的保底条款有效。
【二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规定,合同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股市有风险,这是基本的经济规律,每个投资者都应当知晓。《投资委托服务协议》、《投资委托服务协议之补充协议》中约定的保底收益条款违背了基本的经济规律,导致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严重失衡,因此,本院认为《投资委托服务协议》、《投资委托服务协议之补充协议》中约定的保底收益条款应属于无效。
案例2:一审判决保底条款有效,二审改判保底条款无效【(2018)粤03民终19938号)】
【一审法院认为】凡一切投资行为均具有风险。首先,陈轶系一名以投资为主业的个体,具有各种投资经验,其作为受托人与谢斯琴签订协议约定保底条款,必然在事前已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后果予以了充分考虑并决定承担。陈轶作出这一决定,是建立在对自身理财能力的自信(这亦正是谢斯琴委托陈轶理财的基础)及高风险与高回报并存的思想认识基础之上的。其次,陈轶作为受托人在未投入任何资金之下,利用谢斯琴的资金进行证券交易并希望盈利,若陈轶证券交易有方,将会在没有任何自身资金投入的情况下获取可观的回报。谢斯琴让渡了其资金的占有使用权,陈轶通过其自身的能力享有高收益的可能,那就应同时承担高风险的义务。这是证券等投资领域的“游戏规则”,并无对任何一方不公平。最后,该保底条款的约定,符合民事法律关系的意思自治原则。谢斯琴、陈轶双方有权通过自愿以上述“保底”的方式约定彼此之间的权利义务,只要该条款不违反法律,不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等,就应当尊重当事人之间的合意。法院认定双方约定的保底条款有效。
【二审法院认为】首先,谢斯琴、陈轶合同中约定的“保底条款”无效,理由是双方约定的“保底条款”使谢斯琴规避和转嫁了股票投资风险,违背了收益与风险并存的基本经济规律和公平交易的原则,违背了合同法基本的等价有偿和公平的原则,权利义务明显失衡,双方约定的“保底条款”亦违反《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中有关证券投资不得保底的规定,故应当认定双方约定的“保底条款”无效。
综上,结合相关学术文章和司法实践,笔者粗略得出如下结论:
一、对于金融机构作为受托人的保底条款,因为违反法律、部门规章的规定,一般认定为无效条款。
二、对于非金融企事业单位作为受托人的保底条款,因为存在违背公序良俗、委托代理人制度、公平原则以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扰乱正常市场秩序等因素,一般认定为无效条款。
三、对于自然人作为受托人的保底条款,实践中存在一定的争议,摇摆于有效与无效之间,有待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探索和法律、行政法规的进一步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