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实践中,取得不动产最常见的方式是买卖。出卖人和买受人通过交付不动产、支付对价、完成税收缴纳和过户登记,最终实现不动产权利的转让。 但随着市场经济日益复杂化,愈来愈多的因素会影响到不动产交易的完成。举个例子,买受人想要取得某厂房用于生产设备,考察后得知出卖人和厂房承租人之间约定有优先购买权条款,这时如果出卖人要把厂房卖给买受人,便不得不受制于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面对这类问题,不少投资者把目光定位在了“股权转让”上,通过控制公司股权的方式实现取得和控制不动产的目的,同时还能避开不动产交易带来的高额税收。 对于这种做法,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不少争议。有人认为属于《合同法》规定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合同归于无效;有人认为属于《民法总则》规定的“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外在的伪装行为归于无效。不过,主流裁判方向认为“名为股权转让、实为不动产交易”的行为并不当然导致股权转让行为无效,且在股权转让行为本身不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时,往往是有效的。
案例一 案例一 :股权转让与不动产交易属于不同法律关系,在无效力性强制性规范对合同义务予以禁止的前提下,股权转让协议有效 (2016)最高法民终222号 【裁判要旨】 本院已经注意到,该《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书》存在以股权转让为名收购公司土地的性质,且周盈岐因此合同的签订及履行而被另案刑事裁定【(2015)营刑二终字第00219号刑事裁定书】认定构成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罪,但对此本院认为,无论是否构成刑事犯罪,该合同效力亦不必然归于无效。 本案中业已查明,沙建武欲通过控制恒岐公司的方式开发使用涉案土地,此行为属于商事交易中投资者对目标公司的投资行为,是基于股权转让而就相应的权利义务以及履行的方法进行的约定,既不改变目标公司本身亦未变动涉案土地使用权之主体,故不应纳入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审查范畴,而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有关股权转让的规定对该协议进行审查。本院认为,在无效力性强制性规范对上述条款中的合同义务予以禁止的前提下,上述有关条款合法有效。
案例二 案例二:当事人通过民事行为实现另一后果本身,并不构成“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对于上述行为的法律后果,应就各方当事人所表现出来的真实意思表示及相应客观行为作出认定。 (2015)民再字第2号 【裁判要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无效,重点在于规制被掩盖的违法行为,而当事人通过民事行为实现另一后果本身,并不构成该项规定中的“非法目的”,对于上述行为的法律后果,应就各方当事人所表现出来的真实意思表示及相应客观行为作出认定。盈科集团公司依据《股权转让协议》受让涉案股权、行使股东权利,并控制工贸公司将土地使用权申请挂牌出让等行为,与工贸公司在原股东的控制下与盈科房地产公司签订、履行《房地产转让协议》以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行为并无不同,也不违反法律规定,本案中也没有证据显示在此过程中存在其他违法情形足以导致合同无效。
案例三 案例三:即便公司名下不动产系违章建筑,也不影响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 (2017)浙01民终1228号 【裁判要旨】 虽然杭州乐荣公司主张双方系整体上的资产转让,但根据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杭州乐荣公司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取得了嘉龙公司股权,而嘉龙公司股权则包含公司资产和包含公司对相关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公司经营权。经过双方协商一致的股权转让价款包括嘉龙公司的固定资产与流动资产的估值,也包括嘉龙公司的发展趋势所可能带来的预期利益。双方之间转让公司的股权后仅发生公司股权的变更而非公司资产和公司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的变更。 虽然涉案的房屋因系在农用地上建造,违反我国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而被政府部门强制拆除,但本案中,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支付对价取得的是公司股权,即股东基于股东资格依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享有的从公司获取经济利益并参与公司治理的权利。根据我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可依法转让其享有的公司股权。郑勇、王加龙将其持有的嘉龙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杭州乐荣公司并不违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分析解读 在判断是否属于无效合同的时候,应当更多地去审查合同一旦履行所可能带来的不利后果。如果合同履行后对社会的利好大于合同不履行所获得的收益,那么根据《合同法》、《民法总则》以及2021年即将正式实施的《民法典》的立法精神,应当尽量减少合同归于无效的认定,以确保市场经济行为的稳定性和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