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观点分析

2021年12月，某市A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该院审查查明：被告人张某加入的名为“某某工程连锁经营”组织不生产销售商品、不提供服务，系“拉人头”式收取加入资格费的传销组织。该组织规定，参加者必须缴纳人民币（下同）3800元购买1份“份额”才能加入该组织，最高缴纳69800元购买21份“份额”，并宣传投资69800元，回报可达1040万元。该组织实施五级三晋制，参加者根据自己购买及发展的下线购买的“份额”层层累计提升级别，并收取返利。该组织将成员分散到团队（体系）进行管理，团队由老总领导，团队内设立自律总管、能力总管等职务及各类配合等职务，负责本团队（体系）传销人员开展传销活动，以及与其他互动团队（体系）进行自律检查、能力和经晨业务学习等日常组织、管理活动。2015年至2019年5、6月份期间，被告人张某先后担任能力总管、申购总管、老总。任职期间，合计有传销人员共计120人以上。

A区人民检察院认为，被告人张某组织、领导以“自愿连锁经营”为名的组织，按照“五级三晋制”的方式组成层级，直接以发展人员购买份额的数量作为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情节严重，应当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建议对张某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半至六年半。

严如春、赵玉洁两位律师对检察机关指控的事实提出异议，并多次与检察机关进行沟通。在积极和办案机关沟通的同时，辩护人还对当事人提供相应的法律辅导。2022年2月，A区人民法院组织第一次庭审，辩护人对证据情况进行深入分析、专业研判。辩护人认为：一、李某证言指认张某参与的期间为2019年5、6月份属于孤证，无其他证据印证；且李某证言本身存疑，可信度较低。具体体现在：李某对其上总的时间存在隐瞒，在案证据显示为2018年9月，其为逃避处罚却谎称是2019年年初上总。二、根据本案书证，张某尾号0644及1330的银行卡流水显示，其与李某的最后一笔交易分别为2018年9月15日及2018年8月24日，证实2018年9月份之后张某不再管理组织内钱款；李某尾号9334的银行卡流水显示，2018年9月21日至2021年9月21日，共发生13笔交易，每笔交易金额均为卡内余额产生的利息，均低于1元，与张某无关。因此，无其他证据证实2019年5、6月份张某仍享受该组织内的分红并定期以现金方式给李某转钱。三、李某与张某之间存在利害关系。某种程度上，李某是接张某的班，张某离开迟，李某上总时间就早，罪责相对更大。在此情况下，李某出于趋利避害，证言显然会对张某不利。四、王某的证言真实性存疑。根据廖某某的证言，其在2018年3月份已离开组织，无法印证王某称“廖某某与张某同时宣布其上总”的事实。根据张某的尾号0644及1330的银行卡查询，其与王某共发生四笔交易，最后一笔为2018年5月16日，张某转至王某10000元，此后，并无任何流水显示张某给王某打钱，无法印证王某所称的“分红一直拿至2019年年底”的事实。故王某证言的真实性存疑，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五、在案证据综合印证张某离开的时间为2018年9月份。辩护人将在案所有人员的笔录按照其加入的时间、上下线等情况形成表格，经统计，张某参与期间，组织内成员未达到120人，故该案中张某的案件情节未达到情节严重，应在5年以下量刑。2022年3月，某市A区人民检察院作出变更起诉决定书，将张某任职时间由2015年至2019年5、6月份期间改为2015年至2018年8、9月份期间，任职期间合计人员由120人改为60人，“情节严重”的量刑情节也拿掉，建议量刑改为四至五年。最终，A区人民法院按检察机关最低的量刑建议对张某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罚金人民币四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