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折的证据裁判

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根据。

2012年实施的《刑事诉讼法解释》确立的证据裁判原则，本该是司法实务界的春天，但经过近十年的实施，却演变成了司法实务上的“打折”。

随着人才选拔制度的不断完善，社会上包括律师界的年轻优秀人才不断的被充实到公、检、法、监队伍中去，这些人才的加入及各单位审查和追责制度的逐步健全，使案件质量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刑事案件中对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在实体认定上的辩护空间更是受到了“无情”的挤压。所以，个人认为今后辩护的重心应该在证据分析、证据判断及证据规则的运用上下功夫，也就是所谓的证据辩护。

单纯的证据辩护是没有意义的，不论用哪种方式的证据辩护，其最终目的都是要服务于实体辩护。比如，启动了非法证据排除，也成功了，但是对案件事实的否定没有任何帮助，那排除它干什么？既然当事人无法从中受益，我们做的就是“损人不利已”的无用功！但是，当证据排除后，使犯罪构成中的关键证据不能作为定案根据了，犯罪认定上出现了难以逾越的障碍，这就是用证据辩护服务于实体辩护。所以，证据辩护只是一个手段行为，目的行为是要通过证据规则的运用击毁控方的有罪证据体系。这里必须明确，证据规则存在的价值就是为了限制公权力，它对证明案件事实没有任何帮助。所以，证据规则是辩方的有力武器。

证据辩护的目的，是为了发现控方的证据断点，当然在条件具备时，也可以制造断点。比如，关键待证事实的固定必须有两个以上的同向性证据的存在（客观证据除外），使其形成证据上的印证或补强，否则该关键待证事实就成了孤证，孤证的后果就是利已的，这就是证据的断点。当然，如果“排非”使关键证据成了孤证或干脆“没有了”，这就制造了断点！

发现了证据断点，根据断点形成合理怀疑。这个合理怀疑应当是肯定的怀疑，如果用“是不是”、“对不对”等来表述合理怀疑，相当于是不确定的合理怀疑而可能会被忽视。在这里还须明确，辩方没有证明行为人无罪的责任，辩方只要“挑出”符合情理、逻辑的合理怀疑，使控方证据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证明标准就可以了。辩方没有公权力做依靠，也就不要试图与控方在“力量”上争高低了！

找到证据断点，证据缺失就存在了，那控方的证据就无法形成封闭的证据体系，其所追求的证明目的也就无法实现了。比如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上游犯罪必须成立。如果没有上游犯罪成立的证据，关键待证事实（存在上游犯罪）就无法排除前手财物持有人是合法取得涉案物品的合理怀疑，控方证据对待证事实的证明也就达不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了。

如果按照“断点--缺失--不确实、不充分--无法达到证明目的--无罪”的证据判断逻辑思维最终应该是无罪结论。但实务中，我们根本实现不了这个目的。个人认为主要原因可能有：一是裁判者“内心确信”的心证权力过大。裁判者首先是判断这件事是不是这个人干的，如果形成就是这人干的内心确信，根据这个方向标，他就能找出“不是他是谁？”、“不是他干的会是谁？”等等若干个反问来烤问自己，最终会出现一个“内心认为他是坏人，他就是坏人”的确信。二是裁判者是当事人的最后一道防线，但这个群体更是公权力的最后一道屏障，这就是马克思老爷爷告诉我们的“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再有，就是我们司法体制内部有着几十年形成的弊病，让个人去对抗整个体制内的弊病，这无疑是让小胳膊和大象腿比劲道，不是一个段位啊！

诉讼中，辩方提出证据缺失的无罪辩护，裁判者也认可这个观点时，他就会陷入“两难”境地。不采信，人家说的确实有道理；采信，前面的兄弟姐妹怎么办？所以，当裁判者从内心认为，行为人确实干了这个坏事，但证据又确实存在缺失时，往往就来个打折——适当轻判！这样多好，前面的兄弟姐妹是对的，辩方也是有效辩护，裁判者内心已确信被告人就是个坏人也没了心理负担，被告人也获得了相对轻判的结果。四个人打麻将，最后一算账，都是赢家！多好！

真得很无奈！

新刑诉法解释刚刚颂布，法亦良法，但执法任重而道远！

诸君努力！

关建国律师

二零二一年二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