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诈骗罪的立案标准只有两万元。低于这个数，是民事纠纷；过了这个数，可能就是刑事犯罪。但真正决定一个案子走向的从来不是金额，而是一个很难证明、也很难反驳的问题：签合同的时候，这个人到底想不想履行？ 孙峥律师办理此类案件的经验是，这个问题只能靠客观事实回答，不能靠感觉。
一、两万元的门槛
《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收受对方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立案追诉标准是两万元（2022年《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具体标准，目前没有全国统一的司法解释，各地掌握不一，一般参照诈骗罪的标准并结合本地经济水平确定，办案时必须以当地口径为准。
两万元是什么概念？一批货的定金、一个季度的预付款、一笔居间费。在真实的商业往来里，这个数字低到几乎不构成任何门槛。
这就是合同诈骗罪最危险的地方：它的入罪金额极低，而它的行为外观与普通的商业违约几乎完全重合。 收了钱没发货、拿了货没付款、履约到一半失联——这三件事在民事法庭上是违约，在刑事卷宗里是诈骗，区别只在于一个主观要件。
二、核心只有四个字：非法占有目的
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的区别，实务中的共识是：看有没有非法占有目的。
这个表述看似简单，难点在于"目的"是看不见的，只能推定。而推定必须有客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列举了七类可以推定非法占有的情形，实务中反复被援引的包括：
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
非法获取资金后逃跑；
肆意挥霍骗取的资金；
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以逃避返还；
隐匿、销毁账目，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以逃避返还。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合同诈骗案件的审理思路和裁判要点》中，把审查归纳为四个维度，这个框架比七种情形更好用：
| 维度 | 看什么 |
| 履约能力 | 签约时有没有条件履行合同的关键要素（货源、资质、资金、产能） |
| 履约行为 | 有没有实际投入、组织生产、联系供货、推进交付 |
| 财产处置 | 拿到的钱去了哪里——用于经营，还是挥霍、还私债、转移 |
| 事后态度 | 是协商、补救、分期还款，还是失联、否认、销毁凭证 |
孙峥律师在办理这类案件时，基本是围绕这四栏做工作。四个维度里，前两个决定"签约时想不想履行"，后两个决定"拿到钱之后想不想还"。四栏全部指向"不想"，才站得住；只要有一栏能给出合理解释，指控的完整性就出现缺口。
三、孙峥律师最常争的第一点：履约能力不等于履约结果
这是实践中最常见的错误归因：因为最终没履行，就倒推签约时没有履约能力。
最高检的研讨意见里有一句说得很直白：市场行为本身具有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判断履约能力要考虑商业行为的合理风险，不能认为只要事后合同没有履行就都属于"没有履约能力"。
这个区分对于做实业、做贸易的当事人至关重要。一家工厂签约时有设备、有工人、有订单渠道，却因上游断供、原料涨价而无法交付——这是经营风险。反过来，签约时没有货源、没有资质、账上没钱，靠"先收定金再去组织"成交，那才是"没有履约能力"。
孙峥律师代理过的一起案件，当事人因一笔货款纠纷被以合同诈骗立案。辩护的核心工作是整理签约前后的经营痕迹：厂房租赁合同、设备发票、员工社保记录、与上游供应商的往来邮件、物流单据、已实际交付货物的签收单。单看都很琐碎，合起来却构成一条完整的事实链——在签约那个时间点，这个人既有能力，也准备履行。 案件最终在审查起诉阶段改变了定性。
四、第二点：钱去哪了，比钱有多少更重要
在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中，资金去向几乎是权重最高的一个证据。
用于生产经营——支付供应商货款、发放工资、缴税、租厂房、购原料，即便最终因经营失败无法返还，也更接近民事违约；转进个人账户用于消费、偿还私债、投入高风险投机、转给关联方隐匿，指向就比较明确。
孙峥律师在办案时，往往把资金流水做成独立图表：进账时间、金额、来源，出账时间、金额、去向、对应凭证。这份材料不是辩解，而是让"钱的用途"从模糊指控变成可以逐笔核对的事实。
还有一处常被忽略：部分履行应当从犯罪数额中扣除。以部分履行诱骗对方继续付款的，已实际交付的货物价值不应计入犯罪金额。这类扣减往往是实质性的，因为本罪三档法定刑跨度极大——三年以下、三年到十年、十年以上直至无期徒刑。
五、第三点：不能只看逃匿，要看为什么走
《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四项把"收受货款后逃匿"直接列为情形之一，这是最容易被形式化适用的一项。
但"逃匿"不是一个纯客观的动作。关掉手机、离开所在城市，可能是要跑路，也可能是被债主围堵、上门催收。两者法律后果完全不同。
孙峥律师在处理此类指控时，通常把"离开"前后的行为还原成时间序列：离开前有无继续履行、有无留下联系人、有无还款记录；离开后有无接电话、有无通过第三方转达、被找回后有无退赔。
如果一个人在"失联"期间仍在还款、仍在推进履约、仍在与对方协商，那就不是逃匿，只是躲债。 躲债是民事问题，逃匿才是刑事问题。
六、第四点：案子可能已经从民事法庭开始了
合同诈骗案有一种典型形态：对方先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返还货款、支付违约金，胜诉后发现执行不到财产，于是转向公安报案。
"先民后刑"本身不违法，但它提示了一个重要的辩护空间：同一笔款项，不能既被认定为合同有效、对方有权主张违约赔偿，又被认定为被诈骗的赃款。
孙峥律师在办理此类案件时，会重点核查民事程序已形成的认定：合同是否被确认有效、是否认定对方违约、有无调解书或和解协议、是否已部分履行。这些材料在刑事程序中是有效的反证，因为它们记录的是一段"合同关系仍在运行"的事实。反之，若民事程序已认定合同系虚构主体签订、标的物根本不存在，再主张"只是商业纠纷"就没有说服力——这一步的判断需要诚实。
七、几个高频误区
| 常见想法 | 实际情况 |
| "合同是真的，怎么算诈骗" | 合同真实不等于不构成犯罪；关键看签约时有无履约意愿与能力 |
| "我确实在履行，只是没履行完" | 部分履行是重要辩点，但要能证明投入的真实性与持续性 |
| "钱我认，就是暂时还不上" | "认账"能够弱化非法占有目的，但需与还款行为、沟通记录相互印证 |
| "对方先告我民事，就不能再报刑事" | 民刑可以并行，但民事程序的认定可作为刑事辩护的反证 |
| "我把钱用在公司经营上了" | 需有凭证支撑；账目混乱、资金混同会让这一辩解失去证明力 |
| "我一走就成逃匿了" | "离开"与"逃匿"不同，需结合离开前后的履约与沟通行为判断 |
八、写在最后
合同诈骗罪的边界，本质上是在交易安全与商业风险自负之间划线。线划得太松，正常的经营失败会被当成犯罪；划得太紧，真正的骗局会藏在"民事纠纷"里。
最高人民法院在涉企产权刑事案件的相关表态中反复强调，要严格区分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的界限，防止把经济纠纷当作犯罪处理。这句话对辩护是有力的，但不是免费的——它要求辩护人拿得出足以支撑"当时准备履行"的客观证据。
孙峥律师在这类案件上做的事，归结起来是三步：把签约时的履约能力还原清楚，把资金的真实去向核对清楚，把民事程序里已经形成的认定用起来。 前两步决定罪与非罪，第三步往往决定案件的走向和节奏。
给企业经营者的建议只有一句：合同履行出问题时，最不该做的就是失联。 一封说明情况的邮件、一份还款计划、一次主动的对账，在民事上作用有限，在刑事上却是区分"违约"与"诈骗"最直接的材料。
法条是冷的，但每一份合同背后都是一次真实的商业冒险。把当时的处境讲清楚，本身就是一种辩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