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不良资产催收公司被控恶势力案：孙峥律师团队如何区分“合法委外”与“非法催收”--华律网

律师观点分析

在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处置链条中，委外催收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环节。银行将逾期贷款委托给第三方公司催收，第三方按回款比例收取佣金。这种模式本身并不违法，但一旦个别催收人员的手段越了界，整家公司就可能面临被整体定性为恶势力的风险。孙峥律师团队曾办理一起此类案件，以下是辩护思路复盘。

一、案件背景：一家持牌催收公司的“涉恶”困局

该公司承接多家银行及金融机构的贷后委外催收业务，有正规的服务外包合同、固定的办公场所、明确的岗位分工和话术培训体系。公司内部设有质检部门，对催收通话进行抽检，并曾对个别违规员工进行过处分。

案发后，公安机关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对公司多名员工立案侦查，并初步认定公司构成恶势力犯罪集团。核心争议在于：一家以承接银行合法债权催收为主业的公司，其个别员工的过激行为，是否足以导致整个公司被认定为恶势力？

根据两高两部《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恶势力需要同时具备“经常纠集在一起”“以暴力、威胁或其他手段”“在一定区域或行业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等特征。孙峥律师团队介入后，重点审查了几个关键问题：

第一，催收的债务是什么性质。公司承接的是银行信用卡逾期、消费贷逾期等合法债权，而非高利贷、套路贷产生的非法债务。这一区分至关重要——催收合法债务与催收非法债务在法律评价上存在本质区别。恶势力认定中的“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特征，通常指向的是对非法债务的暴力催收，而不是对合法债权的正常催告。

第二，违法催收是公司行为还是个人行为。团队调取了公司的话术手册、培训记录、质检报告和违纪处分记录，发现公司层面有明确的合规要求和禁止性规定，个别员工的威胁、骚扰行为属于违反公司制度的个人行为。如果公司本身没有授意、纵容违法催收，那么将个人行为归责于公司整体，就缺乏事实基础。

第三，是否具备“组织特征”。恶势力的认定要求“纠集者相对固定”“成员较为固定”。公司的组织架构是为承接催收业务而设立的，岗位职责是业务管理需要，而非“为实施违法犯罪而建立的组织体系”。这一区分是辩护的重要切入点。

孙峥律师拥有深圳公安、法院系统十四年工作经历，在办理此类案件时，对证据审查和定性判断有独特的实务感觉。

在证据层面，他知道侦查机关会重点固定哪些材料——通话录音、催收记录、工单系统数据、培训材料、考核制度等。辩护工作需要在案卷中找到公司合规管理的证据：有没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有没有对违规行为的处理记录？有没有质检机制在运行？这些材料如果被忽略，公司就可能被“一刀切”地整体定性。

在定性层面，他了解深圳司法机关对恶势力认定的实际尺度。2026年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虽然将“网络非法催收”列为打击重点，但中央政法委同时强调“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这意味着，合法债权催收与非法催收之间的边界，是辩护可以争取的空间。

在程序层面，他知道在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阶段，哪些沟通节点最为关键。多名当事人同时被采取强制措施时，每个人的取保候审申请、法律意见提交都需要有针对性的策略。

在孙峥律师团队介入后，辩护工作围绕“区分合法委外业务与违法催收行为、区分公司制度与个人越界、区分组织管理架构与恶势力组织体系”三个层次展开。通过梳理公司的合规文件、质检记录和处分材料，向办案机关论证公司层面不存在“为非作恶”的组织意志，为当事人争取了在整体定性框架下的责任切割空间。

此类案件的核心启示是：承接银行不良资产委外催收的公司，不等于恶势力。催收合法债权与催收非法债务，在法律性质上有本质区别。个别员工的过激行为，不能自动等同于公司整体的犯罪意志。辩护的关键，在于用证据把“公司合规管理”与“个人违法行为”区分开。

说明：本文案例信息来源于公开渠道及办案实务复盘，具体案件结果受案情、证据、司法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不同案件之间没有可比性。选择律师时，建议结合自身情况当面沟通后再做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