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法律职业人都能倒背如流的的社会主义法制原则。但建设法律制度仅有原则是远远不够的，就拿“有法可依”来说，从1970年代末开始，为实现“有法可依”的原则，国家已有了被认为是超常的立法活动，但仍然任重道远。

我记忆中，1985年前的法律就以下几部：《宪法》、《婚姻法》、《刑法》、《刑诉法》、《民诉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外合资企业法》、《专利法》。一五普法时将前五部称为“五法一条例”。当然，当时大量的红头文件（政策）都可能成为法院判决的依据，但无法可依的情况，自然还是经常出现，于是法学词典和教科书常常被诉讼各方“引经注典”。

现在的法律和法学出版物的权威性与出版商已没有多少关系，但当时，大家在选购法学词典和教科书通常只认法律出版社和群众出版社，其中教科书都是那种浅黄的封面，似乎只有这种同一面孔的书本才具备公认的权威。

在律师的各种法律文书中，经常直接引用法律出版社的《法学词典》某页某行到某行对某一名词的解释或直接引用高名暄主编的《刑法学》和佟柔主编的《民法原理》某页某行到某行对某一问题的论述。似乎不如此，不足以振振有词，不足以说明有充分的“法律”依据。不夸张地说，二十年前开始从业的律师，都将《法学词典》和教科书视为必备工具，有时甚至是“打官司”的法宝。

二十余年后的今天，尽管中国的法律汇编不再是过去的一本小册子所能容纳下的了，成文法的大量出现，已使我们告别了以法学词典“打官司”的时代。但政治、经济、社会活动的发展变革，在许多社会关系的调整中，法律仍然是空白或存在明显缺陷。红头文件（政策）仍在某些时候不恰当地被认可为“法律”依据（尽管它可能不再出现在裁判文书中），而《法学词典》和教科书在这个时代不再具有那个时代公认的权威性，在法理解释上与诉讼各方形成共识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有法可依”固然好，但相对来说“无法可依”应是常态。只有存在“无法可依”的状态，法律才会有发展，“有法可依”才会成为我们不断追求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