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情:
本案的被告一甲公司、被告二乙、被告三丙、被告四丁。被告二、被告三、被告四皆为被告一的相关经营者,具体情况如下:被告二系甲公司的实际经营组织者,被告四为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告三为甲公司的财务人员。
被告二、被告三、被告四因经营甲公司、养猪场及其他目的,分别以个人名义向委托人借款,委托人从2015年至2018年多次向被告二、被告三、被告四的个人账户中转账共计人民币70余万元,另有现金出借。其后,因委托人向三被告催还借款,各方遂于2018年进行核算,并由甲以公司名义向委托人出具借款凭证13张,共计人民币85万余元。履行期届满后,委托人多次向四被告要求偿还借款及利息,但四被告皆以各种理由拖延。
二、承办思路:
(一)案件争议焦点
1.甲公司是否与委托人成立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
2.自然人被告三人是否应当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二)法律分析
1.关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分析
(1)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主体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一条:“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引发的纠纷,不适用本规定。”由于参与民间借贷主体呈现多元化,导致了借贷行为关系的复杂化,案件呈现出多样化类型,因此界定民间借贷的主体是民间借贷案件的首要问题。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规定,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从事贷款业务引发的纠纷不属于民间借贷规范适用情形。
我国目前符合上述条件的金融机构分为三个层面:一是银行业金融机构,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商业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等吸收公众存款的金融机构以及政策性银行;二是非银行业金融机构。目前专指由中国银监会批准设立并履行监管职责的信托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消费金融公司及货币经纪公司等金融机构。三是金融机构,包括所有由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并负责监管的金融机构,除了由银监会负责监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外,还包括在国内设立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由保监会负责监管的汽车金融公司、消费金融公司、保险公司及货币经纪公司,由证监会负责监管的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非银行业金融机构。
由此可见,民间借贷的行为主体是上述金融机构之外的所有非金融机构和自然人,即自然人、企业与其他组织,突破了1991年《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中主体一方必须是自然人的限制,将非金融机构也纳入其中,扩大了《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调整范围。
本案为自然人之间、自然人和非金融机构的甲公司之间的资金借贷纠纷,属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依法受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调整。
(2)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成立要件
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本质上仍为借款合同关系,需要双方存在借款合意,一般体现为债权凭证或者能够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意思表示的其他证据。除此,自然人之间的借贷为实践合同,出借人的实际支付为合同的生效要件。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二条第一款:“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这是法律对于出借人(委托人)的起诉的要求,也是举证责任的分配,即出借人作为委托人主张债权时应当提供债权凭证或者能够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借贷关系存在的证据。
本案中,委托人出借款项直接向乙、丁、丙的个人银行账户中转账,但因各方相熟、法律意识淡薄,委托人(出借人)并未要求三自然人被告出具债权凭证,仅保存了银行转款凭证,因此在证据上存在瑕疵。尽管不存在规范的债权凭证,但委托人保存了与丙、乙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和通话录音,可以作为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款的合意,结合转账凭证,能够证明委托人与三自然人被告之间成立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
相反的是,委托人与甲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存在债权凭证,甲公司并未直接收取委托人出借的款项,但“借据”是法律规定的证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证据,满足民间借贷案件的起诉规定,也能够较为有效地证明法律关系的存在。
2.关于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分析
由于委托人实际将款项转给了自然人被告,但仅有公司被告出具的债权凭证,且债权凭证载明的数额多于转账凭证载明的数额(有现金支付),因此在认定借贷相对方时较为复杂。连带责任能否确定以及如何确定是本案的核心法律问题。无论是基于当事人的诉求(要求亲属承担连带责任,督促公司偿还债务),还是法律问题的探讨,都值得研究,我们认为存在两种路径:
一是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以个人名义借款,合同相对方自然是个人,但由于法定代表人和负责人的特殊身份,其对外代表法人的意志,且所借款项用于公司经营,那么公司自然应当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这是基于合同的相对性和企业法定代表人的作用确立的法律规则。但本案中,丁为法定代表人,乙是实际负责人,但并未进行登记,外观上与公司无任何关系;丙也只是财务人员,若依照第二十三条,仅可能追究丁的连带责任;除此,况且还要证明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经营,委托人面临极大的举证责任。
二是走债的加入路径。债的加入,我国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一般认为,债的加入是指第三人与债权人、债务人达成三方协议或第三人与债权人达成双方协议或者第三人向债权人单方承诺由第三人履行债务人的债务,但同时不免除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债务承担方式。本质上是第三人直接与债权人达成的不免除原债务人还款义务并承担全部还款义务的行为,又称为并存的债务承担。与此同时,应当区别债的转移与债的加入,即区分免责的债务承担和并存的债务承担。
合法的债务转移首先需要债务基础;其次,需要债务人有债务转移的意思表示,并经债权人书面同意;最后,还应当有明确的解脱原债务人债务的意思表示,综上三点才能构成完整的债务转移,在没有书面文件或其他充分的证据证明债务转移。
由于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只能为法定,若适用并列的债的加入理论,只能寻求现行法律的支持。根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的会议纪要》和个别的判例,能够看到实践中对该理论的应用,但囿于法律适用的限制,上述的地方审判文件和生效判决并不能提供法律支持。我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关于债的转移或能提供支持,债务人将合同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合法的债务转移首先需要债务基础;其次,需要债务人有债务转移的意思表示,并经债权人书面同意;最后,还应当有明确的解脱原债务人债务的意思表示,综上三点才能构成完整的债务转移。在没有书面文件或其他充分的证据证明时,债务转移并不成立。
而本案中,在嘉会公司向委托人出具了借条之后,并无证据证明委托人明确同意债务转移且免除三自然人被告的还款义务,因此不发生债务转移,委托人收取借条的意思是同意嘉会公司成为并存的债务承担人。由于甲公司向委托人出具债权凭证时并不存在书面凭证,委托人也从未以任何形式同意对自然人的借款由公司全部承担,更未同意解除自然人的还款义务,因此甲公司出具的借条应认定为单方面的承诺,即自愿为三自然人被告还款,属于债的并列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