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磊律师
跨境电信网络诈骗关联案件中帮助犯、自首与从犯的司法认定
摘要：在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链条中，部分行为人受他人蛊惑偷渡出境，并未直接实施诈骗取财行为，仅从事人员对接、信息传递等外围辅助工作，该类行为的定罪量刑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本案被告人受他人引诱偷越国（边）境前往境外电信诈骗高发区域，在境外实施传递偷渡人员信息的协助行为，法院以诈骗罪、偷越国（边）境罪数罪并罚对其定罪处罚。本案裁判明确：未直接实施诈骗实行行为，但若客观上对诈骗犯罪链条起到辅助促进作用，可成立诈骗罪帮助犯；主动前往边境口岸等候处置并如实供述罪行可以成立自首；被蛊惑、欺骗出境并不当然构成共同犯罪的从犯，从犯认定应当以行为人在犯罪实行阶段的实际地位与作用为核心判断标准。该案对处理同类跨境涉诈关联案件具有参考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持续推进，偷越国（边）境与电信网络诈骗相交织的关联案件不断增多。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行为人受亲友、恋人蛊惑，被境外高薪务工的虚假诱惑吸引，通过蛇头安排偷渡出境。部分人员到达境外窝点后并未直接实施拨打诈骗电话、虚构事实骗取财物等核心诈骗行为，仅从事人员对接、信息转达等边缘性事务，自身也未获取诈骗赃款收益。由此衍生出三类裁判难点：第一，仅实施外围辅助行为，未直接实施诈骗、未分得诈骗利益，能否成立诈骗罪；第二，行为人自行前往边境口岸等候公安机关处置，该行为是否成立自首，自首效力能否及于全部涉案罪名；第三，行为人系受欺骗、蛊惑出境，是否应当直接认定为共同犯罪从犯。本文以汤某某诈骗、偷越国（边）境案为样本，围绕前述争议展开分析。
二、基本案情
汤某某受其男友秦某某（未到案）蛊惑欺骗，在“蛇头”的组织安排下，随同多人乘车前往云南省西双版纳边境，翻越铁丝网偷越国（边）境出境至缅甸。抵达缅甸后，汤某某按照秦某某的安排，对接意向偷渡出境人员，并将相关人员信息推送秦某某；汤某某没有直接参与电信诈骗实行行为，亦未从诈骗活动中获取任何经济收益。
此后，汤某某与他人共同前往云南某边境口岸，主动等候公安机关处置，归案后如实供述自身全部涉案事实。汤某某因涉嫌诈骗罪、偷越国（边）境罪被侦查机关刑事拘留，后执行逮捕。本案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后，因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办案机关两次退回补充侦查，因案件重大复杂多次延长审查起诉期限，被告人同意适用速裁程序。
公诉机关提起公诉，指控被告人汤某某构成诈骗罪、偷越国（边）境罪，并就两罪分别提出量刑建议。
辩护人在审查起诉阶段提出法律意见：其一，针对偷越国（边）境罪，对罪名定性不持异议；被告人主动到案等候处置，应当认定自首；偷渡出境系受他人蛊惑欺骗，在犯罪中起次要作用，应认定从犯；偷越国（边）境仅有一次，情节较轻，且自愿认罪认罚，请求从轻、减轻处罚。其二，针对诈骗罪，辩护人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诈骗罪成立，被告人无诈骗的主观故意，未实施诈骗行为，没有诈骗获利，其所实施的信息传递行为和诈骗犯罪之间缺乏关联性；倘若办案机关认定诈骗罪成立，同样应当认可自首、从犯等法定从宽量刑情节。
某地基层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刑事判决：被告人汤某某犯诈骗罪，判处相应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犯偷越国（边）境罪，判处相应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零十五天，并处罚金。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罚金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侦查机关扣押涉案物品未随案移送，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判决作出后，无上诉、抗诉，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三、裁判要旨
第一，跨境电信网络诈骗共同犯罪中，诈骗罪的成立不以行为人直接实施虚构事实骗取财物的实行行为为必要条件。行为人虽未参与诈骗核心环节，但若实施人员对接、信息传递等辅助行为，客观上对诈骗犯罪链条起到促进作用，可以成立诈骗罪的帮助犯；是否实际分得诈骗赃款，不影响定罪，仅作为量刑情节考量。
第二，行为人主动前往边境口岸等候公安机关处置，自愿置于司法机关控制之下，归案后如实供述全部犯罪事实，符合自首构成要件，自首量刑效果及于其所供述的全部罪名。
第三，被蛊惑、欺骗出境不等于当然成立共同犯罪从犯。从犯认定核心考察行为人在犯罪实行阶段的实际地位、作用，受欺骗仅能说明出境动因，应当结合行为人行为自主性、对犯罪的贡献程度综合评判，未认定从犯的，可将受引诱、蛊惑作为酌定从轻量刑情节。
第四，偷越国（边）境行为与诈骗帮助行为属于相互独立的两个危害行为，分别侵害国（边）境管理秩序与公私财产法益，分别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数罪并罚。
四、争议焦点与裁判理由
焦点一：未直接实施诈骗且无诈骗获利，是否成立诈骗罪帮助犯
辩护人提出，汤某某不存在诈骗的主观故意，没有实施诈骗行为，没有获取诈骗相关收益，传递偷渡人员信息的行为与诈骗犯罪之间不存在关联，诈骗罪不能成立。
法院审理认为，电信网络诈骗共同犯罪呈现链条化特征，除直接实施骗取财物的正犯之外，为整个犯罪链条提供人力、信息等支持的帮助行为同样具备刑事可罚性。帮助犯成立的核心是行为对正犯犯罪具有物理或者心理上的促进作用，并不要求行为人亲身实施诈骗话术沟通、钱款骗取等核心行为，也不要求行为人实际分得诈骗赃款。本案中，汤某某身处境外涉诈环境，按照团伙人员指令开展人员对接、信息传递工作，该行为对跨境犯罪活动提供客观支持，据此认定成立诈骗罪帮助犯。至于未获取诈骗收益，仅反映犯罪情节轻重，不阻却犯罪成立。
焦点二：主动到口岸等候处置，自首评价是否覆盖两罪
辩护人主张，被告人主动前往边境口岸等待处理，如实供述，诈骗罪、偷越国（边）境罪两罪均应当成立自首。
自首成立需要满足自动投案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两大要件。自动投案的实质是犯罪人自愿将自身置于司法机关管辖控制之下。汤某某自行前往边境口岸等候处置，属于自动投案；归案后完整供述偷越国（边）境以及在境外实施的全部涉案行为。自动投案是单一投案行为，如实供述的效力可以辐射其所供述的数项犯罪事实，两罪均可适用自首的量刑规则，但法院仍结合案件整体危害程度、行为作用对从宽幅度进行调节，并非只要认定自首即予以大幅度减轻处罚。
焦点三：受男友蛊惑出境，能否直接认定共同犯罪从犯
本案辩方以受欺骗、被蛊惑出境为由请求认定从犯。从犯的规范依据来源于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评判对象是行为人在共同犯罪实行阶段的地位与作用。被哄骗、被引诱主要解释行为人出境的起因，而行为人抵达境外之后，仍然具有选择是否继续配合犯罪行为的主观空间。即便存在被蛊惑情节，如果行为人自主实施协助行为，对犯罪链条产生实际助力，不能直接推定属于次要、辅助地位，可不认定从犯；被引诱、欺骗的事实，可作为酌定从轻情节在量刑中予以体现。
五、案例评析
（一）链条化犯罪视域下诈骗罪帮助犯的边界
电信网络诈骗黑灰产分工细化，大量外围人员并不接触诈骗取财的核心环节。刑法设置帮助犯制度，就是对共同犯罪中各类助力行为予以归责。应当注意区分：单纯被裹挟、完全丧失意志自由的，不成立犯罪；但只是动机上被欺骗，意志并未被完全剥夺，仍然自主实施协助行为的，具备可归责性。获利与否是重要的量刑指标，但不是定罪门槛。该规则提示司法实践办理跨境案件，不能将定罪标准局限于是否拨打诈骗电话、是否拿到诈骗分成。
（二）跨境回国投案场景下自首制度的适用边界
在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背景下，大量境外人员通过边境口岸回国投案。“主动到边境等候处理”属于典型自动投案情形，但应当厘清：成立自首代表可以获得法定从宽，不等于免除刑事责任。自动投案之后，必须如实供述全部犯罪事实，若只供述部分行为，对未如实供述的罪名不能适用自首从宽。
（三）区分“出境动因” 与 “实行阶段作用”，审慎认定从犯
本案的裁判启示在于，应当把“为何出境”和“出境之后做了什么”分开评价。“被亲友蛊惑、受高薪诱惑”解决的是行为人为什么去到境外；而从犯评价，聚焦于行为人参与犯罪过程中的实际贡献。不能把出境时受欺骗直接等同于实行阶段起次要作用，避免从犯认定泛化。
（四）罪数判断：偷越国（边）境罪与诈骗罪应当并罚
偷越国（边）境罪保护国家国（边）境管理秩序，诈骗罪保护公私财产权利。本案中偷越国（边）境是前往境外的手段行为，但二者并不构成刑法意义上的牵连关系。行为人偷越出境之后，又新产生实施协助诈骗的行为故意，实施独立的帮助行为，分别符合两罪的构成要件，故应当数罪并罚，而非择一重罪处罚。
（五）社会治理维度的反思
部分年轻群体基于亲情、恋爱关系，轻信境外务工的虚假宣传，铤而走险选择偷渡出境。行为人往往误认为只要自己不直接骗钱就不会触犯刑法。本案揭示双重法律风险：偷渡出境本身即可构成偷越国（边）境罪；到境外之后，即便仅从事信息传递、人员对接等边缘工作，依然有可能成立诈骗类犯罪的帮助犯。对此应当强化面向社会公众的普法，从源头上减少此类跨境犯罪的发生。
六、结语
本案属于典型跨境电信网络诈骗关联案件。行为人受他人蛊惑偷渡出境，未直接实施诈骗取财行为，仅从事外围协助工作，被以诈骗罪、偷越国（边）境罪数罪并罚。本案厘清了链条化诈骗犯罪中帮助犯的认定标准，划清自首适用效力以及从犯的评判边界，区分出境动因与犯罪实行阶段的地位作用，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办理同类跨境涉诈案件具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