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C某系汽车维修厂实际控制人，与D某素无亲属关系。2022年1月，D某所有的轿车因发动机进水需大修，维修费用预估12万元。C某为弥补自身资金缺口，向D某隐瞒车辆已无维修价值之事实，谎称“4S店报价18万元，不如走保险全损，我帮你搞定”。D某误以为车辆真实全损，遂授权C某代办索赔。C某遂安排员工将车辆拖至河边，制造“暴雨涉水二次启动致发动机报废”之虚假事故，并伪造气象证明、维修清单，向保险公司索赔17.8万元。保险公司在复勘时发现疑点并报案。公诉机关认为C某虽非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但其主导编造保险事故、指使D某提出索赔，构成保险诈骗罪（教唆犯、间接正犯），且数额巨大，建议判处五年六个月有期徒刑。

【争议焦点】  

1. C某作为身份外人，在刑法第198条特殊主体框架下能否单独成立保险诈骗罪正犯？  

2. 若投保人D某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C某是否仍构成教唆？  

3. 犯罪未得逞之形态及数额如何认定？

【辩护思路】  

一、身份犯之立法限制：非身份人不能单独构成保险诈骗罪正犯  

刑法第198条将保险诈骗罪设定为“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这一特定身份主体。立法目的在于处罚利用保险合同地位、违背最大诚信义务之人。身份犯之构成，应以行为人具备法定身份为前提，否则只能成立共犯或他罪。本案中，C某既非车辆所有人，亦非保单载明之被保险人、受益人；其伪造事故、代办索赔之行为，虽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但不符合保险诈骗罪之主体要件。据此，应首先排除保险诈骗罪正犯之定性。

二、教唆对象欠缺“双重故意”：教唆保险诈骗罪不成立  

教唆犯之成立，以教唆者与被教唆者就特定犯罪之“双重故意”为必要条件。D某始终认为车辆已真实全损，其授权索赔之目的系“取得应得赔款”，而非“骗取不应得财物”。在D某主观层面，既不存在“非法占有目的”，亦未认识到C某编造保险事故之真相，故其欠缺保险诈骗罪之故意。教唆对象既无犯罪故意，教唆者自不能依保险诈骗罪之共犯论处。此点与（2021）京刑终XX号判例要旨一致：“投保人主观上无骗保故意，他人利用其身份实施诈骗的，对身份外人应另行定性。”

三、行为性质之重新评价：应认定诈骗罪（未遂）  

C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保险事故、隐瞒真相之手段，意图使保险公司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其行为完全符合刑法第266条诈骗罪之客观构造。惟保险公司尚未实际支付赔款，犯罪未得逞，应依第23条认定为犯罪未遂。根据《关于常见犯罪量刑指导意见》，对未遂犯可比照既遂犯减少基准刑40%以下。

四、数额之扣减与降档  

保险公司定损报告确认车辆实际损失为9.2万元，C某虚增维修费8.6万元。虚增部分系“可得利益”，应计入诈骗数额；车辆既存损失部分系被害人真实负担，不应计入。故犯罪数额宜认定为8.6万元，属“数额较大”区间，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五、量刑情节之综合考量  

1. 犯罪未遂，未造成保险公司实际损失；  

2. 到案后如实供述全部事实，成立坦白；  

3. 家属代为退赔鉴定费、复勘费合计1.3万元，取得保险公司书面谅解；  

4. 系初犯，平时表现良好，社区调查评估认为具备社区矫正条件。

【判决结果】  

一审法院采纳辩护意见，否定公诉机关保险诈骗罪之指控，改依诈骗罪（未遂）定罪，并综合未遂、坦白、退赔等情节，判处C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判决已生效。

【案例评析】  

1. 身份犯之立法限定具有不可突破的“主体壁垒”，非身份人无法单独成立保险诈骗罪正犯；  

2. 教唆犯的故意必须与被教唆者的故意内容重合，若被教唆者缺乏“非法占有目的”，教唆保险诈骗罪即属不能；  

3. 对身份外人利用保险合同实施诈骗的，应回归普通诈骗罪评价，既符合罪刑法定，亦能实现罪责刑相适应；  

4. 未遂、退赔、谅解等量刑情节的充分运用，可将宣告刑降至三年以下，为缓刑适用创造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