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三十儿张扣扣事件，起源于20年前的母亲被杀案。这20年来，张扣扣一家对命案处理结论没有申诉、没有埋怨、没有议论，突然就在年三十儿那天发生这桩灭门惨案？这很难想象！必定发出过一些声音。但从目前媒体公布的信息看，没有提到这些声音。张扣扣此举，意在报仇也意在求得公众关注，否则不会堂而皇之地进行这种惨无人道的犯罪。

所有的法外暴力都不值得我们叫好，包括一个大义灭亲的父亲杀掉为非作歹的儿子。11年前的杨佳如此，今日的张扣扣也是如此。但为什么还是有人叫好？鸣不平的理由就包括“你没有给我个说法”。

很多年以前，人民日报就呼吁打捞沉默的声音。但若干年后的今天，我们身边还是有不少的声音被忽视了。法眼君曾经办过这样一个法律援助案件。当事人在N年前被判7年有期徒刑，经一再申诉改判了4年。奇怪的是，当事人一直没拿到那份改判的判决书，导致他实际被执行了7年。如今当事人已是古稀之年，希望在有生之年还其公正。法院建议其在律师帮助下走法律途径申诉。没曾想，半年之后，法院裁定归上级法院管。又过了半年，上级法院驳回申诉。老人还是不服，上级法院又建议老人向省级法院申诉。凭经验，法眼君对此案不报希望。如此，这位老人就没有途径继续发声，算沉默了。如果老人作古，这个声音就彻底沉默。类似情形不是个别。说了也白说，但我还是要说，但说累了嘴巴说干了腿跑断了，这个声音就不得不沉默了。当一个声音沉默了，或许它在酝酿一种新的宣泄方式。

桩桩血案提示我们，打捞沉默的声音，可能需要我们从一时一事中超脱出来，静心地全面思考并制度化地展开了。就此，法眼君抛砖引玉提出以下几点供讨论：

说的人能站出来。只要不是真正危害社会的，声音得有地方释放，我们要不断开拓和改善这样的发声环境。站着说话不腰疼，不要让人跪着说、偷偷地说，要给他话筒，说得让大家听见。让人说话，是一项基本人权，也是宪法赋予的公民基本权利。动辄以扰乱社会秩序的理由不让人说话是不解决根本问题的。大量的事实证明，媒体包括自媒体，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利器，不要动辄以干扰司法为由限制舆论监督；

听的人要沉下去。在喧嚣的舆论海洋，有真声有假声。强音不一定是真声，弱音不一定是假声，有时是此时无声胜有声。站在岸上坐在办公室不一定能捞得真声。法眼君曾亲历这样一件事儿。省里要做一个某方面的电话形式的社会调查，了解群众的满意度，基层就印制了“标准答案”文本在群众中散发，要求按文答问，结果可想而知。现实往往如此，越是弱势，其发声机会越少、音量越低，这就需要有人沉到海底把它托起来。茫茫大海，沉入海底的人不够用，可以借助“布衣”大使；

办的人须硬起来。有人听到了真实呐喊，但心有余而力不足，让人找给力的人去说。但往往所谓给力的正是当初办事儿的。声音从聆听者又辗转到问题的制造者，这是何等的尴尬和心寒！跑累了，声音就消失在途中。回避原则是一个司法与执法的基本原则，但在打捞沉默的声音这件事儿上，被多数人忽略了。办的人要硬起来，他必须是局外之人，或者至少有局外之人的有力监督。比如说，目前的司法监督，尤其是个案，上诉、申诉都在体系之内，但仍有不少错案在层层监督中发生。人大和社会舆论，这种局外的监督力量，不可小觑。错案终身追究制看似给力，但谁来认定错案，是上级。谈及追究责任，上级下得了手吗？这个疑问在群众中是有一定代表性的，这或许是一些人不愿走所谓“正当途径”（法律途径）的原因吧。

一管之见，不一定正确，方家一定更有妙招。总之，法眼君认为，打捞沉默的声音不应仅是临时的号召，现在已经到了转化成切实有效的专项制度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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