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早，赶到法院。技术室的Z法官已经在办公室了。

Z法官抬头看了一下，打了个招呼“来了。” 我顿时心里轻松了下来，Z法官还记得我。因为刚开始实习和执业的头两年接触了好几个医疗纠纷，跟他打交道多。后来就再无交集。

我不知道他多大年龄。因为看上去，Z法官好像跟以前一样，没什么变化。圆圆的脸，挂着稍微鼓的眼袋，灰色头发一边倒的趴在脑袋左边。话匣子打开，声音洪亮，中气十足。变化当然也是有的，似乎更温和了，期间有个走错门的当事人，他还客气的跟别人指路，那态度好的像销售。

Z法官对鉴定的很多见解都很特别。曾经给了我就有很多启发。曾有一个案子，跟肛肠医院打官司。那天去补交材料，去的有点儿晚，跟Z法官聊了会儿天，他说你们要像鉴定结果好，必须在患者陈述上下功夫。因为既然你认为医方有过错，就要指出哪些是过错，诊疗行为哪些不对，不对的在哪儿？尤其是违背教科书的。我听过之后，果断把患者陈述要回来了，按照这样的思路，查阅资料，重新组织。最后，鉴定的结果“医方承担过错参与度主要责任”，果然对患者有利。

这次作为医院的法律顾问，坐在被告的位置，感触完全不一样。因为做过医疗鉴定都知道，那是怎样陡峭的一座大山。原告就像是山脚下冲锋的骑士，被告则在山那一边静静的看着你折腾。很多人还没到山前，就放弃了；有的在中途退了下去；真正翻过山的，一看行囊，也早已经脱了一层皮；再多的愤怒，再多的勇气都被漫长的时间消磨殆尽。

Z法官将鉴定事项和可以选择的鉴定机构都介绍了一遍。原告代理人问“能选择一个新疆的鉴定机构？”。对于，这个要求，我有些吃惊，Z法官也同样吃惊。他问“我这里名册上没有，你知道那里有吗？”对方说不知道。原告的小孩儿拿着乒乓球咿咿呀呀，玩个不停，丝毫不清楚这里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他阿爸在维权。我忽然同情起他们，知道也实属无奈。他们最担心的问题不是鉴定公不公正，而是会不会受到干扰。在所有患者看来，医院之间都能相互体谅，相互联通的，也许打了个招呼，这鉴定结果就不一样了。唯有将距离拉远，才可能避免人情。

有人说医疗纠纷是最容易的案子。因为只有申请鉴定，基本就有结论了。而现实确实也如此，因为法官面对这样的案子，他能依靠的大概也只有鉴定结论。所以，实际上，审判权变相的交给了鉴定机构。因此，这也是患方最为担心最为无奈的地方。

而鉴定结果即使有偏颇，有错误，这些鉴定人员也最容易躲过追责。

Z法官询问我的意见。面对这样的家庭，我不能多说什么，只是回答到“院方尊重患者的意见，他们想选哪个就是哪个。”我觉得给对方这是最大的妥协了。因为在我看来，这个案子的起诉可能本身过于匆促，最后鉴定的结果可能会让对方失望。

医疗纠纷其实专业性很强。因为起诉要花费的代价太大，除了金钱，还有投入过多的期望和精力，一旦鉴定结果不理想，有可能就崩溃了。我一直认为，面对患者的咨询，一定要冷静，不能迎合其情绪而挑讼。医疗纠纷能不能起诉，并不在于后果有多严重，而在于医院是否真得如患者所说，有那样的错误诊疗存在。

现在社会人们法律意识增强了，但是常识常理却下降了很多。一般人都认为三个有责任：一、机动车碰了行人，就是机动车的责任；二、到医院治不好，治死了，就是医院的责任；三、孩子在学校受伤了，就是学校的责任。不排除这样的正确性，但是凡事都忽略自己，总是在想让别人担责，像不像碰瓷的大妈？

所以，很多事是用常识就可以判断的，如果常识都说服不了的，这事儿里必有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