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
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是指检察机关在办理涉企刑事案件时，对符合法定条件的涉案企业，通过设定合规整改要求并监督落实，在其有效建立并实施合规计划后，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或提出从宽量刑建议的制度。该制度的实质是“附条件的从宽不起诉”，旨在推动企业建立健全内部合规管理体系，实现司法办案与保护市场主体、优化营商环境的有机结合。
一、制度内涵与适用条件
企业合规不起诉主要适用于涉嫌轻微犯罪的单位犯罪案件，或者公司、企业实际控制人、经营管理人员、关键技术人员等实施的与生产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的犯罪案件。适用条件一般包括：
1.认罪认罚：涉案企业、人员自愿如实供述涉嫌犯罪事实，自愿接受处罚。
2.积极补救：主动采取退赃退赔、补缴税款、修复环境、赔偿损失等措施，挽回犯罪所造成的危害后果。
3.合规意愿与能力：涉案企业具有建立或完善合规管理体系的主观意愿，能够提出切实可行的专项合规整改计划或全面合规体系建设方案。
4.接受监督考察：同意接受检察机关在确定考验期内对其合规整改情况进行监督、考察和评估。
二、制度的主要模式
根据合规程序启动节点和检察机关介入程度的不同，实践中主要形成两种模式：
1.检察建议模式（不起诉后建议合规模式）
检察机关在依法对涉案企业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后，通过制发《检察建议书》等方式，建议企业在一定期限内建立或完善合规管理体系。
特点：属于事后的、建议性的合规引导。其优点在于程序相对简化，但局限性在于建议缺乏强制约束力，企业整改的落实情况、实际效果难以得到持续、有效的监督和评估，合规建设的刚性不足。
2.附条件不起诉模式（不起诉督促合规模式）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对符合条件的企业，设定考验期（通常为六个月至三年），责令其提出专项合规整改计划，并在考验期内接受第三方监督评估组织的监督考察。考验期满，经评估认定合规整改有效的，检察机关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整改无效或违反相关规定的，则恢复提起公诉。
特点：属于事中的、带有司法强制性的合规监管。该模式将合规整改作为不起诉的决定性前提，通过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确保整改的实质性，是目前推动企业建立有效合规体系、实现源头治理的主导和优选模式。
三、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依据
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的探索与实践，有着多层次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框架作为支撑：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年修正）
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相对不起诉）：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此为合规不起诉制度探索的基础法律依据之一。
第十五条（认罪认罚从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合规整改常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相结合。
第二百八十二条（附条件不起诉）：本条虽专门针对未成年人，但其立法理念和“考察帮教”程序，为针对企业的“附条件不起诉”模式提供了重要的程序法理参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2018年修订）
第二十条：人民检察院行使的职权包括“依照法律规定对有关刑事案件行使审查起诉、提起公诉及不起诉的职权”。赋予了检察机关在起诉裁量权范围内的制度创新空间。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系列部署与文件
自2020年起，最高检先后启动两批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并联合相关部门发布指导性文件，是制度探索的直接政策推动力。
《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2021年） 及实施细则、专业人员选任管理办法等配套文件，确立了由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管理委员会选任组成的第三方组织，对涉案企业合规整改进行监督、评估的核心运行机制。
《涉案企业合规建设、评估和审查办法（试行）》（2022年） 进一步规范了合规整改的基本标准、评估重点和审查方法。
相关刑事政策与行政法规
“六稳”“六保”等中央宏观政策，强调保护市场主体、优化营商环境，为司法实践中审慎处理涉企案件提供了政策导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关于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与合规整改的矫治理念相通。
国务院国资委等部门推动的《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办法》等行政监管要求，与企业刑事合规形成了“行政合规”与“刑事合规”的激励衔接。
四、制度价值与意义
1.司法价值：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将惩罚与矫治相结合，实现更好的犯罪预防效果。
2.经济与社会价值：避免“办理一个案子，垮掉一个企业，失业一批员工”，保护企业正常经营和员工就业，维护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
3.治理价值：推动企业从根源上建立守法经营的内部防控机制，提升依法治理能力，促进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助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
总结而言，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是我国刑事司法领域一项重要的改革创新。它以刑事诉讼法为依据，在检察机关的推动下，通过“附条件不起诉”与“第三方监督评估”等核心机制，激励和督促涉案企业进行实质性合规整改，实现了司法个案处理与企业长效治理、经济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随着相关立法研究和实践经验的积累，该制度有望在未来得到进一步的法律确认和程序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