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网上流传一个案件引起了广泛关注，因为事件有两个亮点——涉黑、法官被刑拘。事件起因于一起涉黑案件，主要犯罪嫌疑人的儿子是一名法官，他主动担起为母亲辩护的职责。然后，他被当地司法机关以洗钱罪执行刑事拘留。自此，事件开始发酵。

作为一名法律人，对此类事件见多不怪，但是这起案件特别引起了我关于拘留权——这一限制人身自由权利的深思。

根据现有刑事法律，采取刑事拘留措施的条件很多，但是规定执行的宽度很大，办案单位有非常灵活的自由裁量权限，规定中最令人诟病的是关于“犯罪嫌疑”的认定标准。现实司法实践中，在排除干扰以及其他非正常因素影响下，对犯罪嫌疑的标准相对能够做到客观、从严把握，不轻易采取拘留措施。但是，一旦有特殊因素，“犯罪嫌疑”的标准便成了一个百发百中的神箭，只要与案件产生关联，哪怕是一丝丝联系，那么就具有“嫌疑”的情节，便可以采取拘留措施，那么最后查无实据无罪释放，办案机关也没有一点点责任。因此，刑事拘留措施成为实施司法霸凌的绝佳武器，可以用来对付任何一个不配合的对象，且不用担忧滥用职权或者错案责任。

那么立法者能不能把刑事诉讼法关于刑事拘留的规定加以修改、设定更严格、严密的条件呢？我想这是做不到的，法律没有办法做到完美无缺。除了要考虑对人身自由权利的保护，也要考虑到我国法治环境下对犯罪打击的需要，一定程度上放宽运用限制也是有必要的。

既然如此矛盾，那么怎么调和矛盾，在司法权力和自由权利之间寻求平衡呢？我看目前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阶段了，拘留的审批权应该和执行权分离，像逮捕权一样，审执分离，相互配合相互制约。执行部门将不能为所欲为，审批部门能够限制和监督执行部门的拘留行动。当然，对于突发性犯罪案件，执行部门可以先斩后奏，但是必须能够做到及时报请审批，这个及时也必须是同时或者将嫌疑人放进拘留场所的同时立即报批，否则又容易给拖延羁押时长。

目前，司法机关掌握了巨量的科技资源，犯罪嫌疑人在境内几乎没有安全逃逸或藏匿的可能，那么对嫌疑人采取非羁押措施还有什么必要？让他待在家里或者单位上班，等待刑事追诉结果就好了。既不影响嫌疑人生计，也减少了司法成本，何乐不为呢？除非案件主要事实尚未查清、同案犯未到案以及重要证据缺失等特殊情形，放纵嫌疑人自由可能导致证据毁灭、窜供等，否则没有充分理由羁押一个犯罪待定者的人身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