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安全法》之后，将交通事故认定作为证据来定性。对当事人不服事故认定开始的时候没有设置任何救济途径，后来公安部规定，不服事故认定三日内可以申请上级交警机关复核。到此似乎有了救济途径，好像基层的警察的任意有了约束，可是，紧接着又有了新规，只要是当事人一方起诉到法院的，公安机关停止复核，因为事故认定仅仅是证据，是证据法院就有采信不采信的判断，所以，当事人可以到法院去申辩自己的理由。事情似乎给人的印象是峰回路转，又有了新的救济途径，又会使人点燃其新的希望，尽管这个时候当事人已经被交警指点道了法院。

    可是，到了法院，你才会发现发现，事情远不是你希望的那么回事，当你对事故认定提出异议的时候，法官会说，交警是对事故进行认定的专业机构，法院一般不对交警的事故认定书的责任划分做改动。你要是说，既然事故认定是证据，那么我就要申请作出事故认定的警察出庭作证，可是，法官会说，没有规定警察直接出庭作证，或者是法院通知了交警，但是，人家不来，法院也没有办法。

    到此，对交通事故认定的异议，又回到了原点，这个时候，有且只有原来交警队的事故认定为依据了，尽管你对那个认定很不服很不服！但是，一圈下来你也很无奈，交通事故认定遭遇右转、右转、再右转！是制度设置之弊？还是，执行者篡改立法原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