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某月一天，被告人于某在G省D市乘坐前往上海市的长途汽车，同时将装有3300余克冰毒的纸袋和行李放在其座位上方的行李架上。次日，在H省境内某地服务区，公安人员上车检查，将其抓获。

该案例系最高法院裁定不核准死刑，由某省法院重审改判死缓的案件。

在毒品犯罪的司法实务中，行为人无贩卖目的，仅仅运输数量达数千克的冰毒、麻古，这样的案件较为少见。所以，我们可以来研究下运输毒品罪的死刑适用。

对于运输毒品案件的死刑适用问题，最高法院首次在《大连纪要》中作出了较为具体的规定，《武汉纪要》则作了进一步的细化。

一般来说，有过前科劣迹的行为人受到过相应的法律处分，不管轻重，行为人都当有痛感，伴随着痛感的还有不同程度的法治教育。行为人若是继续从事不法活动，即可说明相应的矫正行为归于失败，其人身危险性、再犯可能性随之加大。对于此类行为人，运输毒品的，判处重刑，甚至是极刑，就在情理之中。行为人经历简单、清楚，无前科劣迹，对于毒品的危害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认识不够深刻，往往是贪图蝇头小利而参与运输，对于这样的行为人，适当从轻也未尝不可，诸如该案例。

就运输主体来说，受雇佣、指使而运输毒品的行为人多是单独犯罪，其运输能力有限，容易遭受盘问、检查，极易露出马脚。而在极个别案件中，多人受雇共同实施运输毒品行为，其内部分工明确，配合有度，涉毒数量较为可观，故极有可能适用死刑，除了案例一之外，笔者之前已然接触到相关案例，多人运输毒品，最终其中作用最大的主犯被处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