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京平：醉驾定罪应当统一司法适用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考察域外和我国刑事司法政策，采用的犯罪控制模式都是立法和司法双重模式。对于犯罪控制，无论在法律规范上显示的是零容忍还是有限容忍，在司法领域都是有限容忍。这与罪刑法定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落实有一定关系。严格遵守罪刑法定原则，意味着司法标准要比立法标准更高一些。一定意义上讲，立法积极一些，司法适当地予以限制，符合立法和司法互动的规律，是目前各国行之有效的模式。因为无论在任何一个国家，刑事司法资源都不可能供大于求。醉驾入刑，涉及社会成员应当共同遵守的基本规则，把一个相对普遍、社会成员各个阶层都有可能触犯的行为纳入刑法，通过刑法的实施去调整公民的行为和守法意识，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目前醉驾案件数量比较高，醉驾案件数量提高的原因和机动车保有量增加、新驾驶人增加、犯罪黑数比较少、定罪证据容易固定等情况有一定的关联性。

醉驾入刑将近十年时间，在执行层面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司法上要作出相应调整。比如说，如何处理醉驾案件数量增加挤占刑事司法资源的矛盾。醉驾入刑实际上是限制行政裁量权的同时把案件纳入司法审查环节。要讨论的问题是，进入司法审查后案件数量急剧增加，可能确实削弱了有限的司法资源，需要思考如何对刑事政策进行相应调整，把案件办理的三个效果统一起来。未来政策调整时，需要注意协调立法上的扩张与司法上的限制的关系。在严格执法的前提下，探讨在司法环节如何更加充分地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主要落实方式，是扩大相对不起诉和缓刑的适用，以及量刑基准适当地降低。目前对于醉驾的量刑基准过于严格，需要将起刑点适度放低，每档提升的幅度适当减少，并进一步细化。

办理醉驾案件的规范和政策，各地的实践已经提供了充足的样本，各地制定的地方性规范为制定国家统一法律适用的司法规范和具体政策指引提供了基本条件。面对新的情况，司法政策调整还必须依赖立法，立法必须作出相应调整。道路交通法缺失了对醉驾予以治安拘留的规定，应对道路交通法进行完善。某种意义上说它的修改非常有意义，因为这是与刑法紧密衔接的部门法的修改。立法的修改能够解决目前面临的许多问题，比如刑罚处罚和行政处罚倒挂现象能够基本消解，完善行政执法和刑法紧密衔接的法律体系，为检察机关适用相对不起诉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同时，也要尽可能地把地区间的刑事政策差异降低到合理范围以内。

车浩：醉驾治理的价值权衡

（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醉酒驾驶机动车入刑以来，较好地发挥了依法从严治理酒驾、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的作用，同时，各地也出现了醉驾犯罪案件数攀升的现象，引发学界和实务界的关注。目前来看，主要有四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深入思考和持续讨论。

第一，醉驾犯罪的实体认定。按照刑法关于危险驾驶罪的规定，醉驾的定罪量刑标准较为明确单一。根据各地司法实践的经验总结，近年来出现了一些较为典型的危害轻微的醉驾行为。例如，短距离驾驶、代驾后挪车、隔时犯等，是一律入罪还是可以酌情不按照犯罪处理？首先，涉及到对法条的理解和适用。刑法第13条规定的“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是可以直接适用于个案中作为出罪依据，还是仅仅作为一个总括性的提示，实际上已经体现在刑法的具体规定中因而不宜再单独适用，这是在刑法理论上长期存在争议的问题。其次，具体个案中，情节显著轻微的程度判断，如何把握？例如，饮酒与驾车之间的时间间隔，以及轻缓化处理的酒精含量界分值应如何统一规定等等。

醉驾问题的危害性判断，在宏观的法理层面上，体现出一般正义与个别正义之间的冲突，以及一般性的规则之治与个案中的纠纷解决之间的路径差异。一方面，如果严格执行入罪规定，有利于实现执法的统一性和法律威慑力。缺点是比较僵化，在具体个案中，一律定罪可能会导出一些不符合正义直觉的结论。另一方面，如果着眼于个案中的妥当性，将裁量权下放给执法者，有利于实现个案中的具体公正，但也会带来扩张基层执法者对醉驾入罪与否的决定权，存在使得原本清晰的标准变得含糊不清的危险。

第二，处理醉驾的程序机制。醉驾本是一个典型的轻罪，但随着案件量增多，牵扯进来的司法资源也在增加。如何合理提高办案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各地司法机关都作了有益的探索。例如，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依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行案件刑拘直诉、办案中心和看守所“双速裁”等机制创新，明显提高了醉驾案件的处理效率。不过，对此也存在疑问，即案件刑拘直诉的做法，是否会与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拘留制度相悖。类似争议，显示出轻罪领域的制度改革，面临的永恒主题，始终是如何处理好公正与效率的价值关系。

第三，处罚醉驾的行刑衔接。在醉驾入刑的初期，刑事政策把握严格，或者在执法较严的地区，酒驾行政处罚，醉驾一律入刑，且实刑惩罚。这样一种衔接模式，基本做到了刑事惩罚与行政处罚各司其职，轻重有度，无缝衔接。但是，如果考虑到个别醉驾危害性轻微有出罪必要的情况，一律入刑的惩罚模式发生松动，剥离出部分醉驾行为不按照犯罪认定，那就出现了这部分行为如何处理的问题。

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废除了对醉驾者处以行政拘留的规定，这样一来，就有可能出现被起诉的醉驾者（不罚）反而比酒驾者（行政罚）处理更轻的现象。对此可能的补救办法是，检察机关向公安机关提出检察意见，对情节轻微不起诉的醉驾者予以行政处罚。不过，这种做法的疑问是，醉驾和酒驾已经有明确的区分标准，在法律未作修改的情况下，将酒驾者的行政处罚规定适用于醉驾者，是否涉嫌于法无据。这一争议带来的思考是，任何改革都要考虑溢出效应，取得成果同时所带来的新问题，有时候是本条线就能够消化的，有时候还需要其他部门同步配合、接受和消化。这些问题，都值得不断思考和总结。

第四，醉驾现象的综合治理。从现阶段的数据来看，醉驾仍是造成严重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而醉驾案件数量又在攀升。仅仅依靠刑罚的震慑，仍然难以有效地解决醉驾问题。这就需要调动多种力量，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对醉驾问题进行综合治理。例如，完善驾驶资格的系统化管理、促进代驾行业的规范化、加强餐饮娱乐场所的酒后禁驾的宣传教育等等。同时，探索行刑衔接的有效管道，进一步细化醉驾犯罪的类型，在对轻微醉驾出罪的同时，加大对恶性醉驾的惩处力度，真正做到宽严有据和宽严有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