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关于“法定犯”的立法越来越多，诚如储槐植教授所言，“法定犯”时代已经到来。确实，从发展角度来看，“法定犯”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让人担忧的是，近年来我国“法定犯”却呈现出罪过“模糊化”的发展倾向，这有必要引起重视。

　　一、“法定犯”罪过形式立法与司法的双重模糊化

　　根据1997年刑法的规定，我国只有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丢失枪支不报罪等少数在罪过形式上存在争议的罪名。对此，刑法学界展开了长久、深入探讨，但迄今尚未得出统一结论。近年来，国家又以刑法修正案的方式，修改或增设了诸如污染环境罪、食品监管渎职罪等罪过形式模糊的罪名，这在立法上进一步加剧了我国“法定犯”罪过模糊化趋势。不仅如此，从司法实践情况来看，对于罪过形式模糊的罪名，司法机关往往也趋向于模糊处理。这主要表现为，一方面，不少裁判文书对于罪过形式不主动提及，只是概括表述构成相应犯罪；另一方面，对于罪过形式的辩解亦不予任何回应，在裁判文书中径直认定构成相应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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