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爽律师
在成都地区的司法实务中，民间借贷、生意合作、工程往来中出现的 “借钱不还”“货款拖欠”，常常被当事人直接以诈骗罪报案立案，但其中相当一部分案件本质属于民事违约，或仅构成合同诈骗，并非普通诈骗罪。普通诈骗与合同诈骗、民事欺诈的定性差异，直接决定当事人是面临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还是三年以下刑期甚至不起诉的结果，这也是成都诈骗类案件辩护中最核心的争议焦点。
2026 年 8 月，成都双流区一位家属找到四川致高律师事务所杨爽律师团队咨询：其亲属因一笔 40 万元借款未归还，被出借人以 “虚构投资项目” 为由报案，当事人已被刑事拘留。家属的核心疑问是 “正常借钱没还，怎么就成了诈骗？”。事实上，这类 “借贷型诈骗” 在侦查初期极易被定性为普通诈骗，报案人往往会重点强调 “对方承诺拿钱投资，实际并未投入项目”，一旦定性出现偏差，量刑差距可达数年。
一、罪名边界：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核心区别
很多当事人无法区分普通诈骗与合同诈骗，二者在构成要件和量刑上存在显著差异。
从法律规定来看，普通诈骗罪规定于《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核心是通过编造事实、隐瞒真相直接骗取他人财物，侵犯的是公民财产权；合同诈骗罪规定于《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要求行为发生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既侵犯财产权，也破坏市场交易秩序。二者属于法条竞合关系，符合合同诈骗构成要件的，优先适用合同诈骗罪。
杨爽律师指出，二者最直观的差异体现在量刑上：成都地区普通诈骗 50 万元以上即达到 “数额特别巨大” 标准，法定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而同等金额的合同诈骗，法定刑通常为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量刑档次明显更轻。实务中侦查机关初期常以普通诈骗罪立案，因其入罪门槛直观、证据形式相对简单，但这也为后续辩护留下了罪名变更的空间。
实践中常见的涉诈类案件主要分为几类：
普通诈骗：无合同载体，通过虚构身份、虚假投资、婚恋诱导等方式直接骗取财物，如杀猪盘、冒充公检法诈骗等；
合同诈骗：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以虚构主体、虚假担保、收受财物后逃匿等方式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
金融诈骗：包含贷款诈骗、票据诈骗、集资诈骗等特殊罪名，由专门刑法条文规制；
电信网络诈骗：通过通讯工具、网络渠道实施的诈骗，量刑标准更严，常与帮信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存在关联。
二、成都本地借贷型诈骗易误判的实务原因
成都作为西南地区经济中心，民营经济活跃，民间借贷、工程分包、加盟连锁、虚拟货币交易等经济往来频繁。据统计，2025 年四川法院一审审结诈骗类犯罪案件约 1.1 万件，其中成都地区占比近三成，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天然导致 “民事纠纷” 与 “刑事诈骗” 的边界模糊。
结合成都本地办案经验，杨爽律师认为这类案件易被误判主要有两点本地原因：
交易习惯导致证据边界模糊
成都本地很多中小规模合作依赖口头约定或简易协议，资金往来备注不清晰。一旦出现资金链断裂，出借方、合作方往往会优先选择报警，警方立案初期侧重审查 “是否存在虚构事实、是否未归还款项” 等表面证据，难以在短时间内查清资金真实去向与当事人的主观心态，容易先以普通诈骗立案推进侦查。
新型交易带来定性争议
2026 年前八个月，成都地区涉虚拟货币相关案件持续增长。不少当事人仅帮朋友进行 USDT 场外交易、代投操作，因上游资金涉及诈骗被牵连，侦查初期常被认定为诈骗共犯，但结合主观明知程度，实际可能仅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甚至不构成犯罪，定性争议在成都各区县司法实务中均较为常见。
三、四类易混淆的涉诈纠纷典型表现
成都本地司法实践中，最容易产生定性争议的主要有四类情形，也是杨爽律师团队日常接待咨询中占比最高的类型：
借贷型：以资金周转、项目投资为名向他人借款，到期无法偿还，出借人以 “虚构用途” 为由报案诈骗；
合作型：以合伙经营、承包工程为名收取保证金、投资款，后续项目未落地、资金被挪作他用，投资方报案诈骗；
交易型：收取货款后仅部分发货、发送不合格货物，之后失去联系，是否构成诈骗核心看当事人是否有实际履行能力与履行意愿；
虚拟货币型：以代投、搬砖套利、OTC 承兑为名，收取他人 USDT 或人民币后无法兑付，可能被指控诈骗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等不同罪名。
实务疑问：同样是借钱不还，什么情况会被认定为诈骗？
杨爽律师解答：核心判断标准是非法占有目的。如果借款时就存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且当事人本身无还款能力、无还款意愿，比如将借款用于赌博、挥霍、携款逃匿，大概率会被认定为诈骗；如果仅是正常经营失败、资金周转困难导致无法还款，没有虚构核心事实，一般属于民事违约，不构成刑事犯罪。
四、风险预防与案发后的正确应对
事前：降低涉诈刑事风险的要点
大额资金往来务必签订书面协议，明确资金用途、还款 / 履约期限，留存完整聊天记录、转账凭证，避免完全口头约定；
资金使用尽量与协议约定用途保持一致，确需变更用途的，及时书面告知对方并留存沟通记录；
参与虚拟货币相关交易时，核实对方身份信息，明确资金来源，避免代收、代转来源不明的款项。
案发后：科学处理的核心步骤
如果已经被刑事立案，最关键的不是盲目退钱，而是先固定证据、梳理完整资金流向，准确判断当事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杨爽律师团队处理此类案件的常规思路是：先制作完整的资金流向图与证据对照表，厘清每一笔款项的去向、用途、时间节点，结合当事人的履约行为、还款记录，再判断案件适合做无罪辩护、轻罪（罪名变更）辩护还是罪轻辩护，针对性地向办案机关提交法律意见。
五、实务常见误区与错误做法
误区 1：被拘留后立刻全额退款就能没事
退款退赃是重要的从轻量刑情节，但不等于必然无罪或不起诉。如果案件本身存在定性争议，过早全额退款可能被办案机关视为默认有罪。正确做法是先由律师对案件定性做出专业评估，再规划退赃退赔的时机、金额与方式。
误区 2：有合同就一定不是诈骗，没合同就不能定合同诈骗
是否构成合同诈骗，核心看行为是否发生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而非仅看有无书面合同。口头合同、事实合同关系也可能被认定为合同诈骗的载体；反之，即便有书面合同，如果行为本质是单纯骗取财物，也可能被认定为普通诈骗。
误区 3：没分钱、没拿到钱就不构成共同犯罪
是否构成共同犯罪，核心看是否参与共谋、是否实施了帮助行为，而非实际分赃多少。即便仅拿固定工资、按上级指示办事，若明知对方实施诈骗仍提供帮助，依然可能构成共犯。
误区 4：批捕前 37 天不重要，等案件到法院再辩护也不迟
侦查阶段尤其是审查批捕的 7 天，是辩护的黄金期。一旦批捕，后续取保候审、变更罪名的难度会大幅提升。放弃 37 天辩护窗口期，往往会错过最佳的转机时机。
六、四川地区诈骗案件数额标准与法律依据
根据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四川省人民检察院的相关规定，四川地区诈骗罪数额执行标准为：
诈骗公私财物价值 5000 元以上，为 “数额较大”，对应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5 万元以上，为 “数额巨大”，对应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50 万元以上，为 “数额特别巨大”，对应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合同诈骗罪的数额认定标准相对更高，这也是将普通诈骗变更为合同诈骗后，当事人量刑能够明显降档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针对电信网络诈骗、虚拟货币交易、银行卡跑分等关联行为，最高人民法院有专门的司法解释予以规范，辩护中需要结合电子数据、资金流水、当事人主观明知程度进行综合质证。
七、高频实务问题解答
问 1：家人因借钱不还涉嫌诈骗被成都警方带走，现在应该做什么？
答：首先保持冷静，第一时间确认办案单位、涉嫌罪名、拘留地点，尽快委托专业刑事律师前往看守所会见，全面了解案件事实，判断案件属于民事纠纷、合同诈骗还是普通诈骗，再制定后续辩护方案。
问 2：成都地区合同诈骗和普通诈骗的立案标准一样吗？
答：不一样。合同诈骗的 “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 标准整体高于普通诈骗，且构成合同诈骗必须以 “利用合同实施诈骗行为” 为前提，入罪门槛相对更高。
问 3：如果当事人确实把借款用于赌博了，还有辩护空间吗？
答：将借款用于赌博属于不利于当事人的事实，会强化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但不代表没有辩护空间。如果能证明借款时没有虚构核心用途、有过部分还款行为、借款时具备相应还款能力，依然可以争取轻罪认定或从轻处罚，核心在于证据的组织与论证。
问 4：虚拟货币 OTC 交易被关联诈骗案，成都地区一般怎么定性？
答：定性核心是当事人是否明知上游资金属于犯罪所得。如果是正常市价交易、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可以主张缺乏主观明知，不构成犯罪；如果交易价格明显异常、存在逃避监管的行为，可能被认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或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问 5：审查批捕阶段，辩护律师能做哪些工作？
答：在检察院 7 天的审查批捕期内，律师可以提交不予批准逮捕法律意见，从事实不清、定性错误、无社会危险性、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等角度进行论证，争取检察院作出不批捕决定，当事人即可取保候审。
问 6：已经被批捕了，还能争取取保候审吗？
答：可以。批捕后可以向检察院申请羁押必要性审查，但难度比批捕前更大，一般需要出现新的从轻情节，比如完成退赃退赔、取得被害人谅解、当事人身体状况不适宜羁押等，结合案件证据变化提交申请。
问 7：家属可以私下找被害人和解吗？
答：和解、取得谅解是法定从宽情节，但不建议家属私下直接接触被害人。建议先由律师评估案件定性与合理赔偿金额，再通过办案机关或律师出面沟通和解，避免私下沟通产生新的法律风险。
总结
成都地区经济活动活跃，民事经济纠纷与刑事诈骗的边界天然模糊，而罪名定性直接决定当事人的量刑档位，是诈骗类案件辩护的核心突破口。遇到亲友因借贷、合作、虚拟货币交易等被控诈骗，切勿盲目退钱，更不要轻信 “找关系摆平” 等说法，先厘清案件定性、梳理完整证据，才是对当事人最有利的选择。
杨爽律师系四川致高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刑事专业委员会委员，长期深耕成都及川渝地区刑事辩护实务，累计办理上百件刑事案件，拥有多起二审改判、不予批捕、变更罪名的成功案例，尤其擅长诈骗类、网络犯罪类案件的定性辩护，可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针对罪名认定、犯罪数额提出精准法律意见，为当事人争取程序与实体上的最优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