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彩礼在婚姻关系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但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彩礼已经逐渐偏离了本意，呈现出了一种扭曲的社会风气，彩礼数额持续走高，相互之间攀比成风，多数家庭怨声载道，更有人直言彩礼已经演变成了男方的“婚姻税”。

而于2024年2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因婚姻而引起的彩礼纠纷作出了新的规定。

一、新的规定没有否定“彩礼”文化

彩礼文化在周朝时便已有记载，儒家《周礼》中说：“昏有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其中“纳征”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彩礼”，而在《仪礼·士昏礼》中规定“彩礼”的数量是“五匹黑红二色的布帛，以及两块鹿皮”。随着历史的推进，彩礼文化也被继承和发扬，直到如今彩礼已经不限于实物了，而更多地以金钱的方式体现，于是出现了各地不同的“千里挑一”“万里挑一”等富有特殊含义的金钱数额，攀比之风盛行，甚至出现结婚时彩礼太低会让亲戚朋友瞧不起的情况。

但即便如此，新的司法解释也并未直接否定“彩礼”的存在，更未倡导男女双方完全遵从内心和感情而裸婚，而是在尊重社会传统和风俗习惯以及双方协商的基础上，采取了一种纠纷发生后进行救济的方式。这样既尊重了历史和现实，也为男女双方以及家庭预设了救济方案，让双方都明白彩礼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婚姻自由和感情归宿不应当也不会被彩礼束缚。

所以，《规定》第1条、第2条不仅明确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同时规定以婚姻为目的依据习俗给付彩礼后要求返还的，适用本规定。

二、以排除法间接规定了彩礼的范围

不同于以往对彩礼的种类和数量可以通过儒家礼仪规定，而如今并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彩礼”数量和种类的规定，但《规定》第3条仍然明确地将彩礼与恋爱期间的一般赠与、特殊时间节点的礼物、正常的消费支出以及价值不大的财物进行了区分，彩礼的确定首先应当根据一方给付的目的，同时综合考虑双方当地的习俗、给付时间和方式、财物价值等事实予以认定。

但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而法律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和保守性，彩礼在实践中往往缺少直接的证据证明，因此对彩礼的认定也带来一定的困难。比如：双方谈恋爱期间，男方向女方家庭出借一笔5万元的借款，没有任何借款凭证。几年后，双方在婚前口头约定将借款转为彩礼的一部分，男方另外再给付了5万元的彩礼。如后续因彩礼发生纠纷，第一笔5万元该如何认定呢？

三、明确了父母能否作为当事人的问题

在此之前的法律规定，对此问题没有明确，而我国的传统习俗中，父母是子女婚姻的直接经办人，给付和接收彩礼的通常均为父母，且彩礼也主要来源于父母的财产，因此新《规定》第4条则明确了双方的父母在特定情况下可以作为当事人起诉和应诉。

1.关于婚约财产纠纷：该类纠纷主要针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情形，原则上以男女双方作为诉讼主体，但考虑到双方父母也可能参与彩礼的给付和接收，同时为了方便查明彩礼数额、彩礼实际使用情况等案件事实，双方的父母均可能作为当事人参与诉讼。

2.离婚纠纷：主要针对已经办理了结婚登记的情形，因为婚姻关系具有专属性，不宜有婚姻关系以外的人参与其中，所以诉讼的当事人仍然限于男女双方。

四、补充规定了彩礼返还的指导性方案

我认为这可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中国地域广阔，民族众多，可谓是“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各个地区都自己的风土人情，因此对彩礼是否应当返还、返还多少的问题，新《规定》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的基础上，针对双方已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并共同生活、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两种情况，补充了相对原则性的指导方案。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共同生活时间、彩礼金额、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彩礼数额、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

五、新的规定考虑了“嫁妆”的问题

与男方给付彩礼相对应的是女方给付的“嫁妆”，但在以前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中均未对“嫁妆”问题予以考虑。但我国“礼尚往来”的传统文化以及女方家庭给付“嫁妆”的现实，让法律不能偏听。

通常来说，彩礼与嫁妆一体的，在办理婚礼时，女方家庭会在男方给付彩礼的基础上，再增添其他财物一起作为“嫁妆”跟着女方出嫁。而部分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嫁妆的价值很有可能远远超过了彩礼。如果一味地只考虑彩礼返还而忽略嫁妆问题，会导致男女双方实质上的不平等。所以，新《规定》第5条、第6条在确定彩礼是否返还、返还比例时应当考虑“嫁妆情况”并结合其他因素最终确定。

遗憾的是，新《规定》只是将“嫁妆”作为彩礼返还的考虑因此，并没有就“嫁妆”的返还问题进一步作出详细规定。

最后，彩礼和嫁妆的本质仍然是男女平等的问题，在婚姻关系中，任何一方都不应当具有理所应当的家庭特权，付出和牺牲是相互的，虽然新《规定》不能让婚姻和感情百分百地归于纯粹，但仍然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中给婚姻和家庭筑起了一道保护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