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莹颖在美国失踪了，至今仍然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而犯罪嫌疑人也已被采取强制措施，按中国人的道理讲，有了犯罪嫌疑人，找到章莹颖应该是非常简单的，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美国的刑事诉讼中，存在一个米兰达法则（或米兰达警告）。其原文如下：

Miranda Warnings(米兰达警告)

Knowing and understanding your rights as I have explained them to you, are you willing to answer my questions without an attorney present?（我向你解释的问题，你可明白并理解了？没有律师在场你愿意回答问题么？）

大家经常在影视作品中听到的，只是整个法则（或警告）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而整个法则（或警告）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与中华法律传统中重口供格格不入的状态。古代中国刑讯是合法的，甚至在民事诉讼中，原告与被告都可能要接受“打屁股”的刑讯。故在大刑之下，身体弱的，说不定就死了，抵抗力弱的，总有要招供的，于是案子很容易就被完结，效率之高，也“足以平民愤”。

而米兰达法则（或警告）之下，刑事案件很可能是零口供，故章莹颖案件嫌疑人只要不开口说话，没有人能“撬开”他的嘴。而嫌疑人一旦开口说话，指出章莹颖的下落，其被定罪的可能性将大大提升。他只要不说话，可能最后会因为证据不足而无罪，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米兰达法则（或警告）即使在美国，也是存在不同意见，这也非常正常。其基本的出发点，是当犯罪嫌疑人在被强大的国家机器之一警察控制之后，其处于极其不利的局面，人身没有自由，思想受到一定压制，对面的警察咄咄逼人（使命使然），即使警察没有“动刑”，一般人在这样的场景之下，脆弱的内心也总是在崩溃的边缘，而如何回答问题，其实早已在范式之中。未经法庭宣判的人其实已经在证明自己已经犯罪。米兰达法则（或警告）的宣告，首先可以让犯罪嫌疑人不至于感受到自己被压制，故其言语客观性会更强；其次，如果犯罪嫌疑人让律师介入，警察机关在问讯中，避免了不当的压制与诱导，也使其言语客观性加强；再次，如果米兰达法则（警告）宣告之后，犯罪嫌疑人依然自证其罪，说明了其犯罪的事实更加清晰，也避免了将来指控时的不利局面。

米兰达法则（或警告）最大的弊端是可能的“实体正义”的丧失，这其实也是为中国普通老百姓所诟病之处。让“罪犯”（有罪推定）逍遥法外，这还了得！《三字经》开篇：“人之初，性本善.....”其实在法庭没有判定人有罪之前，我们都应以“善”来定夺犯罪嫌疑人，同样地，在案件侦破过程中，任何一个人都可能会成为犯罪嫌疑人，这样一个“任何”，包括“你”、“我”、“他（她）”，事实上，曾经出现的“冤案”也证明了这一点。那么，如果犯罪嫌疑人与我们没有任何关联，我们就可以认定他（她）必然有罪么？我们就可以在法庭宣告判决前认为其必然有罪，而在法庭宣告其无罪后异常愤怒？

米兰达法则（或警告）之下，不可避免地，会有些真正的“罪犯”逃脱法律的制裁，但也会保护了一些“嫌疑人”摆脱嫌疑，还其清白。我们常常批判“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教天下人负我”，“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这其中的意义不值得反思么？冤枉一个好人比放过一个坏人更让人难以容忍。

我们发现，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在完善的过程中，也借鉴了一些包括米兰达法则（或警告）在内的西方法律制度的内容，比如，律师可以在犯罪嫌疑人接受第一次讯问后、或者被采取强制措施后会见犯罪嫌疑人，比如律师的会见不受监听，比如律师可以在审查起诉之日起复制、查阅与案件相关的所有案卷材料，比如最新的相关规定要求重证据，轻口供等等。

米兰达法则（或警告）诞生于美国，源于其宪法对“任何人不得自证其罪”的法理基础，并在米兰达被判有罪后申诉成功而成为美国刑事诉讼中重要的构成。其是非功过，评价者千千万万，在神州大地，其缺乏相应的土壤与环境，而章莹颖案的嫌犯依然沉默，其引起的愤恨必然很深，故要坚决反对米兰达法则（或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