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森豪律师
律师观点分析
余森豪律师辩护手记：从“介绍未成年人卖淫”到精准量刑，郑某案背后的罪罚博弈
一案涉两罪、三名被告人、一名未成年人；社交软件“聊单”月余，获利三千余元；律师如何为当事人争取到“刑期实报实销”？
一、案件描述：当“聊单”变成犯罪，谁在为无知买单？
2025年6月，浙江温州龙湾。被告人郑某（男）与被告人赵某（女）因卖淫相关活动相继被警方抓获。这并非一起普通的卖淫治安案件，而是一起牵涉未成年人的刑事犯罪。
赵某在龙湾区租赁了一处出租屋作为卖淫场所。郑某则通过社交软件“聊单”——即在网上寻找、联络嫖客，介绍赵某卖淫。此后，赵某又将一名年仅15岁的未成年人胡某某（2009年出生）引入，介绍给郑某认识。郑某利用赵某提供的电话卡，开始为胡某某也介绍嫖客，而赵某则容留胡某某在自己的出租屋内卖淫。
短短数日内，郑某通过介绍赵某、胡某某二人卖淫，非法获利共计人民币3520元。其中两笔交易直接涉及未成年人胡某某。
2025年6月某日，二人被抓获。公诉机关以介绍卖淫罪对郑某提起公诉，以容留、介绍卖淫罪对赵某提起公诉，并特别强调二人“结伙介绍未成年人卖淫”这一加重情节。
二、办案过程：认罪认罚框架下的精准辩护
浙江联冠律师事务所余森豪律师接受郑某家属委托后，第一时间会见了在押的郑某，并详细阅卷。
本案事实清楚，证据链条完整，郑某本人也供认不讳。辩护人面临的核心难题是：如何在“介绍未成年人卖淫”这一法定从重情节已固定的前提下，为当事人争取尽可能低的刑期？
辩护策略并未选择“无罪”或“事实不清”的方向，而是聚焦于以下几点：
全面认罪认罚：协助郑某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争取法定的从宽处理机会。
强调“坦白”与“主动退赃”：郑某到案后如实供述全部犯罪事实，且家属代为退出全部违法所得3520元，这在司法实践中是重要的酌定从轻情节。
厘清罪责边界：在法庭辩论中，辩护人着重指出，郑某虽参与介绍未成年人卖淫，但其并非组织者、策划者，也未对未成年人实施暴力、胁迫或人身控制，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相对小于典型的组织卖淫犯罪。
争取“实报实销”：由于郑某自2025年6月某日被刑拘，至判决时已羁押近三个月，辩护人争取法院在量刑时充分考虑已羁押期限与刑期的折算关系，使判决结果尽可能接近“判完即放”或“短刑期”。
庭审适用简易程序，公诉机关采纳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最终向法院提出了有期徒刑一年的量刑建议。
三、判决结果：有期徒刑一年，罚金八千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9月某日作出一审判决：
被告人郑某犯介绍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元。
刑期自2025年6月某日起至2026年6月某日止（已折抵先行羁押期限）。
违法所得3520元予以没收。
同案赵某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罚金5000元。
从结果看，郑某的刑期与公诉机关量刑建议完全一致，且起始日即为被抓获当日，实际羁押时间正好一年，属于法定最低刑期区间内的“顶格从轻”处理。
四、点评分析：余森豪律师的辩护启示
本案虽为“小案”，却折射出当下刑事辩护中几个重要命题：
1.认罪认罚不是“走过场”，而是谈判筹码
余森豪律师团队选择让当事人尽早认罪认罚、主动退赃，看似“放弃抵抗”，实则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用态度换取了检察机关的量刑“让利”。在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中，公诉机关本就倾向于从严，若无此策略，刑期很可能超过一年。
2.“介绍卖淫”与“组织卖淫”的罪责区分
辩护人成功将郑某的行为定性锚定在“介绍”而非“组织”或“控制”层面，这是避免刑期升档的关键。司法实践中，若被认定为组织未成年人卖淫，起刑点即为五年以上。辩护人通过对行为方式的精准切割，保住了最低刑档。
3.违法所得数额虽小，但法律评价不“打折”
本案获利仅3520元，但涉及两名卖淫女（其中一人为未成年人）、三次既遂交易，已完全符合“介绍卖淫罪”的入罪及加重条件。这也警示社会：通过社交软件为卖淫“牵线搭桥”，无论获利多少，一旦涉及未成年人，刑事风险极高。
4.律师的价值：在“铁案”中寻找“缝隙”
余森豪律师在本案中的最大贡献，并非扭转事实认定（事实上也无法扭转），而是在量刑细节上精打细算——包括刑期起算日的准确计算、罚金数额的合理争取、退赃程序的及时办理。这些“程序性动作”看似琐碎，却直接决定了当事人能否早一天重获自由。
普法贴士：根据《刑法》第三百五十九条，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引诱、容留、介绍未成年人卖淫的，依照前款从重处罚。请谨记：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聊单”亦须守住法律底线。若身涉此类案件，第一时间委托专业刑事律师介入，是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最优路径。
（本文根据真实案例编写，人物均为化名，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