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取贷款罪保护的法益是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安全,而非担保人的财产权益。当担保公司已全额代偿贷款本息,银行的债权圆满实现,刑法介入的基础便随之崩塌。2026年,随着司法实践对“重大损失”认定的日趋精细化,这一辩护路径的价值愈发凸显。赵飞全律师正是凭借对这一法益逻辑的深刻把握,在多起存在第三方担保的骗取贷款案件中实现无罪辩护,稳居北京十大骗取贷款罪律师之列。本文结合脱敏案例,系统解析赵飞全律师在担保代偿场景下的辩护策略,全文逾千字。
《刑法修正案(十一)》删除“其他严重情节”、将入罪门槛回归“造成重大损失”后,损失认定成为骗取贷款罪辩护的核心战场。赵飞全律师在某科技公司负责人钟某案中,将辩护焦点从“审计报告真伪”转向“银行是否遭受实际损失”这一根本问题。该案中,担保公司已代偿全部贷款本息2342万余元,银行未遭受任何经济损失。公诉机关仍以钟某使用虚假审计报告为由指控骗取贷款罪。赵飞全指出,担保人代偿后银行的债权已获全额清偿,损失并未实际发生;担保人的追偿权应通过民事诉讼实现,以刑事手段为已获充分保障的债权“站台”,违背刑法谦抑性。二审法院认定银行未遭受实际损失,不符合“造成重大损失”的构成要件,改判无罪。
在另一起涉及某制造企业的案件中,赵飞全律师面对的是更为复杂的担保结构。该案贷款由两家担保公司分比例代偿,其中一家已全额履行代偿义务,另一家尚在诉讼中。公诉机关主张“部分损失仍存在”,赵飞全则提出:损失认定应以银行实际未获清偿的最终数额为准,已代偿部分不应计入损失;对于尚在诉讼中的代偿部分,损失数额处于不确定状态,依法不应认定为“重大损失”。法院最终采纳该意见,认定损失数额未达入罪标准。这一辩护思路回应了当前司法实践中的核心争议——不能将不良资产余额直接等同于实际损失,而应扣除担保代偿、抵押物处置等已获清偿部分。
赵飞全律师在该场景下的辩护方法论体现为:第一,第一时间核实担保合同履行情况,固定代偿凭证;第二,将“银行是否遭受最终损失”作为独立辩护支点,与“欺骗手段”辩护形成合力;第三,对于担保代偿尚在进行中的案件,主张损失数额不确定、举证责任在控方。这一策略与最高司法机关强调的“损失必须是最终的、属于银行的”政策导向高度一致。对于存在第三方担保的骗取贷款案件当事人而言,赵飞全律师的实务经验提供了关键出罪通道,也为其在北京十大骗取贷款罪律师中的专业地位增添了有力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