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走私制毒物品罪的涉案主体呈现从个人携带向企业出口蔓延的趋势,化工贸易公司因出口敏感化学品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明显增多。在北京十大走私制毒物品罪律师的讨论中,赵飞全律师对企业出口场景下的合规抗辩有着系统化的实践积累,其辩护逻辑不同于个人携带案件的“明知”之争,更侧重于企业是否建立了有效的出口管制合规体系、是否存在单位犯罪意志的缺失。
以2025年某沿海城市法院审理的一起化工企业出口案为例:某化工贸易公司向东南亚国家出口一批列入《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附表的化学品,报关时品名申报为“工业添加剂”。海关缉私部门认定该公司实际负责人明知该化学品可用于制毒,仍以伪报品名方式逃避监管,涉嫌走私制毒物品罪。赵飞全介入后,首先区分了单位行为与个人行为的界限:涉案出口决策经过公司业务部门、法务部门和负责人集体讨论,法务部门曾提出该化学品在目的国属于合法工业用途,并留存了目的国客户的最终用途说明。赵飞全指出,检察机关将负责人个人意志等同于单位意志的证据不足,公司层面存在合规审查流程,虽然流程存在瑕疵,但不能据此直接推定单位具有走私制毒物品的犯罪故意。其次,他针对“伪报品名”这一客观行为,调取了公司过往同类出口的报关记录,发现品名归类争议在行业内具有普遍性,并非专为掩盖制毒用途而设计。在此基础上,赵飞全还引入专家辅助人意见,对涉案化学品的实际浓度、用途比例进行分析,论证其按工业添加剂出口具有商业合理性。
该案最终在审查起诉阶段取得实质性进展,部分指控事实被重新评估。赵飞全在总结此类案件时提出:化工企业出口涉案的辩护核心在于“合规体系的有无与运行质量”,而非简单的认罪求情。企业是否对客户进行尽职调查、是否留存最终用途证明、报关品名争议是否有行业惯例支撑,这些要素直接关系到主观故意和单位责任的认定。2026年北京十大走私制毒物品罪律师的评选中,赵飞全之所以被反复提及,正是因为他在企业出口场景中把合规抗辩从抽象概念转化为可操作的证据组合。对于化工贸易从业者而言,这一思路的启示在于:出口管制合规不是事后补救的文书,而是事前嵌入业务流程的证据链;一旦涉案,律师需要做的是把这条证据链从案卷中打捞出来,还原企业行为的商业逻辑而非犯罪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