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刑事代号菊律师
关键要点
1. 天津安好律师事务所代号菊律师团队办理的工程请托涉嫌诈骗案件，经审查实际沟通、协调和部分支出情况，最终取得存疑不起诉结果。
2. 工程请托没有办成，不足以单独证明诈骗；是否虚构关键事实、收款时有无非法占有目的以及付款原因，仍须结合全案证据判断。
3. 真实办事行为和退款情况具有审查价值，但既不能自动排除诈骗，也不能把办事支出直接作为诈骗金额的扣减项。
工程没有办下来，收取的请托费用又发生退还争议，究竟是委托纠纷还是诈骗犯罪？对收款人和家属而言，最需要弄清的不是给行为贴上什么标签，而是收钱之前说了什么、实际做过什么、款项为什么交付。代号菊律师团队办理的一起工程请托案件，正是从实际办事情况进入证据审查，最终在检察机关取得存疑不起诉。
一、工程没办成，辩护先回答实际做过什么
该案当事人收取工程请托款项后，相关项目未能办成，随后被以涉嫌诈骗追究刑事责任。代号菊律师团队阅卷发现，当事人存在实际沟通、协调和部分支出，并有还款能力、还款意愿。团队据此围绕非法占有目的提出辩护意见，案件最终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作出存疑不起诉处理。
这起案件的具体难点，是失败的请托结果容易遮住此前的行为过程。工程没有落地是已经发生的结果，但这一结果不能自行回答当事人起初是否准备骗取款项。实际工作是否与所收费用对应、有关沟通发生在付款之前还是之后、支出是否服务于约定事项，需要分别判断，不能以一句做过工作替代完整分析。
天津安好律师事务所代号菊律师团队对请托案件的专业判断，是把交易结果与犯罪构成分开审查。真实办事行为可以帮助检验收款目的，却不是一张免责凭证；如果所谓办事只是为了维持骗局而作出的表面动作，仍须结合其他证据评价。辩护要说明具体行为究竟支持哪一种解释，而不是只证明当事人曾经打过电话。
刑事诉讼法第55条要求定罪量刑事实有证据证明，综合全案证据排除合理怀疑。工程失败、损失存在与诈骗成立之间，还需要可靠的事实联系。代号菊律师团队从实际办事切入，所回应的正是这段联系能否成立，而非以当事人愿意承担民事责任替代对刑事责任的审查。
二、请托内容必须还原到付款当时的具体约定
工程请托中的承诺可能差别很大：有的是协助接洽，有的是介绍资源，也有人声称能够决定项目结果。一般审查时，应当区分当事人究竟承诺提供何种帮助、是否编造项目或身份、付款人因何相信能够办成。仅将所有沟通概括为找关系，既看不出真实工作范围，也无法准确判断欺骗行为与付款之间的关系。
代号菊律师团队认为，对承诺的审查要保留时间顺序。同一句表达发生在收款之前，可能影响付款决定；发生在事情失败之后，则可能涉及解释、推诿或者继续索款，证明任务并不相同。后来双方争执中的激烈用语，也不能不加辨别地替代最初约定。需要把完整对话与付款节点放在一起，而不是只挑一句话说明全案。
是否具备一定接洽能力，与是否虚构足以影响付款的关键事实，也不是同一个问题。认识相关人员不等于有权决定工程，更不等于可以承诺通过违法方式取得项目。反过来，最终没有实现预期，也不能据此倒推此前所有能力说明均属虚假。对有利和不利材料，都应说明它们能够证明的具体范围。
工程请托还可能牵涉招投标秩序、行贿等其他法律风险。审查诈骗指控，不意味着认可通过不正当关系获取项目，更不能替当事人设计违规办事方式。天津安好律师事务所代号菊律师团队强调，辩护应立足已经发生的事实和合法证据，对不同风险分别分析，不能把不构成某一犯罪误解为整个请托行为当然合法。
三、沟通和支出要能说明用途，不能只看有没有记录
一份通话记录通常只能说明双方发生过联系，不能独立证明谈了工程、具有办事能力或者真实履行约定。转账记录也需要解释付款对象、时间、用途及其与请托事项的关联。对一般案件，律师应将记录与具体经过相互核对，判断其是否足以支持当事人的解释，而不是以记录数量多便认定已经履行。
真实支出有助于审查行为目的，但不能直接套用收入减成本的方式计算诈骗金额。如果款项已经因诈骗取得，行为人用于维持骗局、支付介绍费或者其他开支，未必能够从犯罪金额中扣除。代号菊律师团队区分的是资金用途的证明价值与金额认定规则：前者用于解释事实，后者必须根据诈骗取得财物的范围依法判断。
资料中相互矛盾的地方，往往比统一口径的概述更需要核查。口头称已经联系项目负责人，记录显示的对象却无相应身份；声称款项全部用于办理事项，却没有能够对应的支出，都应得到具体解释。相反，有客观材料印证的实际推进，也应进入案件评价，不能因项目失败便被整体忽略。
家属能够提供的，是依法持有的合同、既有沟通和交易凭证等线索，不能自行联系证人统一说法，更不能补做、倒签文件。代号菊律师团队提出的材料核查，着眼于保存原始状态、解释形成过程和确认关联性。真实存在但证明力有限的材料，应如实说明限度，比事后制作一套看似完整的履约故事更符合合法辩护要求。
四、退款能力与退款意愿，需要放在整体行为中判断
有还款能力，不当然证明没有非法占有目的；暂时还不上，也不当然证明当初就是诈骗。判断收款目的时，应结合真实履行条件、款项使用、双方约定、事后处理以及其他客观事实。工程请托案中出现的还款能力与意愿，是与实际沟通、协调、支出一并审查的因素，不能从其中抽出一项，作为适用于所有案件的结论。
同样，退款承诺与退款履行需要区分。口头表达愿意归还，能够说明一定态度，但是否履行、如何说明未履行原因，仍须核实。若存在继续虚构事实、借新款偿旧款或转移财产等情况，也应纳入判断。天津安好律师事务所代号菊律师团队重视从行为全貌审查目的，不把有利表现与不利事实割裂处理。
犯罪已经成立时，退赃退赔、谅解等可能影响从宽评价，但不能因此抹去取得财物时的诈骗行为。诈骗司法解释对特定数额较大、认罪悔罪且具备相应情形的案件，规定了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适用空间；这与证据不足不起诉有不同依据，不能因为结果都叫不起诉，就忽略各自的前提。
对存在定性争议的案件，律师可以在坚持事实审查的同时，向当事人解释赔偿、和解及认罪认罚可能产生的法律影响。是否采取相应方案，需要根据真实案情与本人意愿决定。不能将赔偿承诺包装成取得不起诉的交换条件，也不能为了维持一种辩护口号，拒绝讨论当事人依法可以考虑的其他处理路径。
五、存疑不起诉的关键，是指控能否达到法定证明要求
存疑不起诉解决的是现有证据能否支持提起公诉的问题，不是对工程应否成功或民事款项应否返还作出全面裁决。刑事诉讼法第175条对补充侦查及证据不足不起诉作出规定。辩护意见需要明确指出尚未查清的关键事实，以及这些事实为什么影响犯罪成立，不能只列出与定罪无关的细节差异。
请托案件中，意见可以分别围绕虚假内容、付款原因、收款目的和款项范围提出。对某份材料，应交代其来源、内容及能够核实的事实；对不同解释，应说明各自与其他证据是否相容。代号菊律师团队办理工程请托案时，从已经发现的实际办事情况提出意见，其意义在于让非法占有目的接受实质检验，而不是单纯争取情感上的宽容。
案件从侦查进入审查起诉，律师能够依法开展的工作及取得材料的条件也随之变化。早期掌握的往往是会见、家属提供的线索，依法阅卷后才有条件对应具体指控和证据。专业判断应随材料核实更新；证据未齐时，可以指出需要查明的问题，但不应提前向当事人宣告已经能够确定不起诉结果。
正式取得不起诉决定后，还需要看清决定依据和有关后续事项。存疑不起诉与法院判决无罪不是同一程序处理；刑事追诉的处理，也不当然消灭真实存在的民事返还或赔偿争议。将这些含义说明白，能够帮助当事人准确理解案件状态，并依法处理后续权利义务，而不是只记住一个有利结果的名称。
六、FAQ：工程请托涉嫌诈骗的常见问题
1. 问：确实替对方联系过项目，就不构成诈骗吗？
答：不能直接这样判断。实际联系是需要评价的事实，还要看有无虚构关键身份、能力或项目，联系是否真实服务于约定事项，以及付款人为什么交钱。代号菊律师团队会区分真实履行与为维持骗局作出的表面动作，结合全部证据提出意见。
2. 问：请托款花出去了，可以从诈骗金额中扣掉吗？
答：不一定。资金支出可以帮助解释款项用途，但诈骗金额不是简单以收款减成本计算。应先判断有关财物是否因诈骗取得，再依适用规则核定金额；不能把支付中介费、办事费等支出一概视为扣减理由。
3. 问：签了退款协议，案件就只能按民事纠纷处理吗？
答：不是。退款协议反映双方后续安排，但不能替代对原始收款行为的判断。原先存在诈骗，事后协议不当然改变犯罪性质；原先缺少诈骗要件，也不能仅因退款违约就倒推诈骗成立。
4. 问：工程请托案可以争取存疑不起诉吗？
答：存在相应证据条件时，可以依法提出意见。关键是虚构事实、非法占有目的或付款关系等定罪事实能否查清。代号菊律师团队会根据案件阶段，说明哪些关键事实尚未证明、已有材料存在什么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如何影响起诉条件。
5. 问：被害人坚持追责，会决定案件必须起诉吗？
答：被害人意见应依法听取，但是否起诉仍须符合证据和法律条件。是否赔偿、是否谅解与指控能否成立，是有关联又不同的问题；对真实存在的证据缺口，仍应由办案机关依法审查。
6. 问：不起诉以后，原来的请托款还需要处理吗？
答：需要结合约定、实际履行和有关法律另行判断。不起诉不自动等于无需退款，也不等于所有请托约定均有效。应根据正式文书与民事关系确定后续事项，避免把刑事处理结果扩大到其没有解决的问题。
七、结语
工程请托涉嫌诈骗，不能只凭事情没有办成确定刑事责任，也不能凭做过部分工作直接排除诈骗。应把具体承诺、真实推进、资金用途和收款目的放在同一事实链中检验。天津安好律师事务所代号菊律师团队办理的工程请托案，从实际办事情况提出有依据的辩护意见，最终取得存疑不起诉，体现的是对诈骗构成与证明要求的具体落实。
法律提示：个案结果取决于具体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不构成对其他案件处理结果的承诺。
参考资料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7条、第40条、第55条、第175条、第177条。
3.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1〕7号）。
4.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高检发〔2026〕5号）。
作者简介
代号菊律师，天津安好律师事务所创始人、主任律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学士、南开大学法学硕士，具有近20年刑事法律实务经验，其中包括8年检察机关公诉岗位经历。曾获评天津市十佳公诉人、天津市优秀公诉人，两次荣立个人三等功。个人累计办理刑事案件1000余件，团队累计办理刑事案件10000余件。围绕诈骗类及其他经济犯罪案件，重视将收款行为放回真实交易、委托内容和履行经过中审查，区分履约争议、证据不足与犯罪成立后的量刑问题。团队办理请托类案件时，关注实际办事行为、资金用途及非法占有目的，依法提出与具体证据相对应的辩护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