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人  董峻雨     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

【基本案情】

毛某兰、余某虹系余某莎父母，黄某与余某莎系夫妻关系。

2013年3月，毛某兰向黄某转款70万元。2016年6月，余某莎向余某虹、毛某兰出具《借条》，载明余某莎、黄某现向毛某兰、余某虹借款70万元用于购房。借条中未载明还款期限。2016年6月28日，黄某父亲黄某康出具《证明》，载明黄某、媳妇余某莎，因购房于2013年3月向毛某兰、余某虹借款70万元。2016年9月8日，黄某与余某莎诉讼离婚。2016年9月29日，黄某因争吵殴打毛某兰致其入院治疗。

2016年，余某虹、毛某兰向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起诉，请求黄某、余某莎共同偿还借款70万元。黄某主张涉案款项系余某虹、毛某兰赠与。一审法院认为，余某虹、毛某兰出资系基于借贷的意思表示。黄某提交的证据不足，据此判决黄某、余某莎应立即偿还借款本金。黄某上诉后，成都市中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7年，黄某四川省高院申请再审。四川省高院裁定驳回其再审申请。

【争议焦点】

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70万元，该出资是赠与还是借贷？

【裁判主旨】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裁判认为：

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属于单务合同，应谨慎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表明对赠与事实的认定高于一般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的”的证明标准。本案被申请人（指余某虹、毛某兰）在一、二审过程中所举证据，能够证明款项交付真实存在、余某莎认可借款关系，在被申请人一方没有明确赠与意思表示的情况下，二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将款项系赠与的举证责任分配给黄某，并无不当。黄某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余某、毛某对其和余某莎有赠与的意思表示，结合支付款项中有60万元系贷款，且二被申请人对黄某、余某莎交往、结婚一直不赞成等情况，认定存在赠与事实不能排除合理怀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一方的除外”的规定，系基于父母有赠与意思表示的前提下，赠与对象不明确时的认定依据，并不适用于本案的情况。在当前高房价背景下，部分子女经济条件有限，父母在其购房时给予资助属于常态，但不能将此视为理所当然，也绝非法律所倡导。子女成年后，父母已尽到抚养义务，并无继续供养的义务。子女买房时父母出资，除明确表示赠与的以外，应视为以帮助为目的的临时性资金出借，子女负有偿还义务。一、二审法院以借贷关系处理本案纠纷并无不当。黄某主张本案存在被申请人和余某莎恶意串通，进行虚假诉讼的情况。本院认为，余某莎补写借条是在离婚诉讼之前，且黄某并未就其主张提供相应证据，对其主张不予支持。（摘自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川民申4120号民事裁定书）

【律师评语】

当事人双方结婚后，父母出于关爱和帮助，有能力为双方购房出资的，做儿女的理应心怀感恩。通常情况下，父母在出资时对于明确是借贷还是赠与，有些难为情。但事实上，出于长远考虑、也出于真正为子女的权益考虑，还是建议父母与子女之间对于大额出资进行明确，“亲兄弟明算账”有时更能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隔阂与矛盾。

而结合本案的经验教训，在当事人双方迫不得已走到离婚一步时，对于涉及父母大额出资的，建议及早咨询律师分析和防范相应的法律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