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3年非典期间，最高人民法院颁发了《关于在防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期间依法做好人民法院相关审判、执行工作的通知》，对于由于“非典”疫情原因，按原合同履行对一方当事人的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合同纠纷案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适用公平原则处理。因政府及有关部门为防治“非典”疫情而采取行政措施直接导致合同不能履行，或者由于“非典”疫情的影响致使合同当事人根本不能履行而引起的纠纷，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和第一百一十八条的规定妥善处理。许多人认为最高院的上述规定，已将“非典”疫情界定为不可抗力事件，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程度远超“非典”，理应参照该规定作为不可抗力事件。

　　但事实上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裁判实务中，关于疫情对于民商事合同的影响，究竟应当归入到情势变更还是不可抗力的范畴的问题，一直存在极大的争议。一种观点认为疫情属于不可抗力，疫情突如其来，是不可预见、无法避免、不能克服的“不可抗力”；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疫情的发生和传染性强度虽是人们所不能预见的，但它通过采取防疫措施，是能避免的。因此，它不符合不可抗力的特征，而更符合 “情势变更”情形。

　　笔者认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来看，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新型冠状病毒属人类不了解、传染性很强的新型病毒，疫情本身不能预见无法避免不能克服，从这个角度看疫情具备了“不可抗力”的特点。但该条仅界定了不可抗力的内涵和判断标准，并没有规定不可抗力的法律后果。在通常情况下，不可抗力必然导致合同不能履行或部分不能履行，而情势变更则并不一定会使合同完全不能履行，其主要是导致合同履行艰难，或者履行代价升高。疫情的发生则既可能导致合同履行不能，也可能导致合同履行困难。例如，由于疫情防控的政策变化导致的物价、服务价格突然大幅上涨，履行合同必然会导致成本剧增，对于合同一方明显不公，此时应当构成情势变更；但如果因此导致合同不能履行，则可能属于因不可抗力导致的合同履行不能。只有因疫情导致不能履行合同，或者虽然还能继续履行，但已经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方可援引不可抗力自行解除合同并相应免责。但若疫情发生只是引发合同履行困难或者履行的成本急剧上升，这种情况下，当事人则只能按照情势变更原则，通过合同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请求法院变更或解除合同。可见，尽管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之间存有区别，但二者并非泾渭分明，在许多情况下难以准确界分，甚至可能发生转化，应当避免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一概笼统的认定为不可抗力事件，须综合个案实际案情、具体合同关系中的合同目的、对履行情况的影响、因果关系等情况进行判断和分别适用，才能更好的处理相关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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