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悖俗请托退款协议独立效力与关联事实的民刑并行——以张某诉枣庄某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案为分析样本

2026-11-16

发布者:陈孝东律师|时间:2026年11月16日|分类:法学论文 |26人看过举报

摘要:“花钱托人安排工作”类纠纷中,原委托合同因违背公序良俗而无效已成共识,但合同无效后当事人另行签订的退款协议是否随之无效,以及协议中以刑事追赃结果为履行条件的条款能否约束当事人,裁判标准并不统一。同时,当刑事案件的被害人与民事原告发生分离时,民事程序应否让位于刑事程序,旧有“先刑后民”的惯性做法长期遮蔽了这一问题的正确解决。本文以张某诉枣庄某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栾某案为样本,论证退款协议构成独立的债务确认,其效力不因原委托合同的无效而当然否定;“公安机关退回条款”因以不受当事人控制的事件为履行条件、不合理减轻债务人责任、对特定原告实质履行不能,应认定无效,且该部分无效不影响协议其余部分的效力。2026年9月施行的法释〔2026〕19号确立的“关联事实民刑并行”规则,为本案民事程序的独立进行提供了明确的规范依据。在此基础上,本文就只有一个股东的公司股东连带责任的举证标准作了延伸讨论,主张对审计报告进行实质性审查,避免举证责任倒置规则被形式化规避。

关键词:悖俗请托;退款协议;格式条款;关联事实;单一股东公司

一. 问题的提出

“花钱托人安排工作”引发的纠纷在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人民法院对此类委托合同的效力认定已趋于一致:因试图通过非正当途径获取就业机会、破坏公平竞争的就业秩序,委托合同违背公序良俗,依据民法典第153条第2款应属无效。委托合同无效后,受托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这一点亦无太大争议。

真正棘手的问题出现在“无效”之后。当事人往往在原委托事项失败后另行签订退款协议,对返还事宜作出新的安排。此时,退款协议的效力是否受原合同无效的牵连?如果协议中载有“公安机关不能全额退还时由甲方补足差额”之类的条款,该条款能否成为被告拒绝或拖延返还的依据?更进一步,当公安机关已经立案,而刑事案件的被害人是被告公司、民事案件的原告却是付款人本人时,民事程序是否必须等待刑事程序的结果?

张某案为上述问题提供了较为完整的观察样本。原告经王某介绍与被告一约定,由被告一安排入职工作,原告委托其父支付140000元,王某转交被告一。事未办成后三方签订退款协议,被告一已退还70000元,尚欠70000元。退款协议约定“如公安机关不能全额退还七万元,甲方和甲方代表应当承担差额部分”,而刑事案件的被害人恰恰是被告一而非原告。这一结构使得“公安机关退回条款”对原告而言几乎不可能成就,也使刑民程序的协调成为无法回避的争点。

本文的分析将依次展开:退款协议相对于原委托合同的独立效力;“公安机关退回条款”的无效认定;关联事实下民刑并行的规范依据;以及单一股东公司股东举证责任在本案中的延伸问题。

二. 退款协议的独立效力:原合同无效不构成当然障碍

2.1 两种协议的规范区分

将原委托合同与退款协议混为一谈,进而认为原合同无效则退款协议当然无效,是一种常见的推理错误。两种协议在意思表示的内容上存在本质区别,应当分别评价。

原委托合同的意思表示内容是“由被告一安排入职工作,原告支付对价”。其核心要素——以金钱换取不正当的就业机会——具有不法性,这是原合同无效的原因。退款协议的意思表示内容则是“被告一确认应向原告返还已收取的款项,并约定返还方式”。这一内容本身是合法的、正当的,它并不包含新的不法约定,而是对已经发生的财产流转关系进行清理。原合同评价的是“如何安排工作”的不法性,退款协议评价的是“如何返还费用”的合法性,评价对象不同,效力判断不应相互传导。

2.2 事后协议独立有效的规范与裁判基础

从规范层面看,民法典第157条规定合同无效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当事人就如何落实这一返还义务达成的协议,是民法典自身所要求的法律后果的具体化安排,而非对无效合同内容的延续。事后协议只要满足民事法律行为的一般生效要件——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即应认可其独立效力。司法实践中亦逐步形成共识:主合同无效时,退款协议作为对财产返还事宜的新约定,其有效性取决于自身是否合法,而非当然依附于主合同的效力状态。

本案退款协议由三方共同签署,被告一在协议中确认返还义务,并已实际履行70000元。部分履行的行为本身即是对协议约束力的承认。被告一若以原委托合同悖俗为由主张退款协议整体无效,实质是在作出返还承诺并部分履行之后,又以协议“无效”为由拒绝履行剩余部分,这与其自身行为相矛盾,亦不符合诚信原则。

2.3 对“不法原因给付”抗辩的回应

被告可能主张,原告明知请托目的不法仍主动付款,属于不法原因给付,返还请求权不受法律保护。这一抗辩在本案中难以成立。原告在本案中不依据原委托合同主张返还,不请求法院评价原合同的效力,其请求权基础是退款协议——被告一在委托事项失败后自愿作出的独立债务确认。不法原因给付规则即便在理论上具有讨论空间,其适用对象也是“基于不法原因所为的给付本身”,而非当事人事后就返还事宜形成的新的合意。以原给付的不法性否定事后独立还款承诺的效力,混淆了两个不同层次的法律评价。

三. “公安机关退回条款”的无效认定

退款协议第3条约定“如公安机关不能全额退还七万元,甲方和甲方代表应当承担差额部分”。该条款应从以下层面认定为无效。

3.1 以不受当事人控制的事件作为履行条件,不合理地使债权人的权利处于悬置状态

公安机关能否追回、追回多少,取决于侦查进展和犯罪嫌疑人的退赃能力,当事人既无法控制也无法预见。将民事债务的履行建立在此类不确定事件之上,使原告的返还请求权长期无法确定地行使。根据民法典第497条,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地限制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退款协议系被告一提供的文本,该条款客观上限制了原告要求全额返还的核心权利。

3.2 该条款实质免除了被告一的主要责任

被告一作为收取款项的一方,其返还义务本应是完整、确定的。但通过与刑事追赃结果挂钩,被告一的义务被缩减为“补足差额”的补充性责任。这种安排不合理地减轻了债务人的责任,符合格式条款无效的法定情形。

3.3 对本案原告而言构成事实上的履行不能

本案刑事案件的被害人是被告一,原告并非刑事案件被害人,无权参与刑事追赃退赔。这意味着“公安机关退还七万元”这一条件对原告几乎不可能成就。一个对债权人而言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条件,实质上剥夺了其依据协议主张权利的可能,与合同目的相悖。民法典第580条关于事实上不能履行的规定,虽主要适用于非金钱债务的履行请求,但其法理——不能期待当事人等待一个客观上无法成就的条件——同样支持对该条款作出否定评价。

3.4 部分无效不影响协议其余部分的效力

依据民法典第156条,民事法律行为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该条款的无效并不动摇退款协议中关于被告一应返还费用的核心约定。被告一仍应依据协议的有效部分,向原告返还剩余70000元。

四. 关联事实的认定与民刑并行

4.1 “同一事实”与“关联事实”的区分

2026年9月22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6〕19号),系统性地纠正了将“先刑后民”作为普适原则的惯性做法。该规定明确,要区分不同情形,分别适用“民刑并行”和“先刑后民”。其核心判断标准在于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是否属于“同一事实”——即当事人和基本事实是否相同。只有同一事实,民事案件才需让位于刑事程序;当事人基于与犯罪行为有关联但并非同一事实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本案中,刑事程序处理的是“犯罪嫌疑人侵害被告一”的犯罪事实,民事程序处理的是“原告与被告一之间的退款协议纠纷”。主体不同(刑事被害人是公司,民事原告是张某),基本事实不同(刑事侵权事实与合同返还争议),请求权基础不同(公法上的追赃与私法上的合同履行),属于典型的关联事实,而非同一事实。

4.2 新司法解释对本案情形的直接覆盖

法释〔2026〕19号第3条明确列举了应当依法受理的关联事实情形,其中即包括“行为人以公司名义订立合同构成犯罪,相对人请求未构成犯罪的公司承担民事责任”。本案原告请求被告一及股东承担退款协议的违约责任,被告一虽为刑事案件被害人,但其作为退款协议的签约方和返还义务的承诺方,正是“未构成犯罪的公司”这一角色。原告的请求权独立于刑事犯罪事实,民事案件应当依法受理并独立审理。

4.3 中止审理将导致非刑事被害人的原告陷入救济真空

本案刑事被害人是被告一,原告并非刑事案件被害人。即便刑事程序最终追回赃款,受领主体是被告一而非原告。如果法院以等待刑事程序为由中止民事审理,原告既无法从刑事退赔中获得任何款项,又无法及时通过民事诉讼实现权利。新司法解释将“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作为基本要求,其明确的导向正是打通权利救济的堵点,防止以刑事程序吸收民事救济渠道。以“先刑后民”为由拖延本案,实质上是让一个与刑事退赔程序无关的原告为刑事程序的进展承担不利后果,与规范目的不符。

五. 单一股东公司股东连带责任的举证标准

5.1 举证责任倒置与实质审查

公司法第23条第3款规定,只有一个股东的公司,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该规则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与普通公司人格否认需由债权人举证不同,在单一股东公司场景下,股东必须自己证明财产独立,否则即须承担连带责任。

但司法实践同时表明,举证责任倒置并不意味着提交任何形式的材料即可免责。在平江县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单一股东公司股东提交了年度审计报告、财务报表和银行流水,法院经审查认定其与公司财产相互独立,未判令连带责任。这一案例说明,法院对股东举证的要求是实质性的,审查的重点在于材料能否真实反映股东与公司之间财产界限的清晰性。

5.2 审计报告的局限性与本案的审查方向

审计报告常被股东作为证明财产独立的核心证据,但其证明力在实践中普遍被高估。审计服务于财务报表的公允反映,而非专门为证明“财产独立”而设计;如果审计报告未完整披露股东与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其证明力将大打折扣。司法实践对审计报告的审查已趋于严格,连续性、及时性和实质完整性均成为考量因素,零散或事后补做的报告证明力不足。

在本案中,原告将款项支付至王某个人账户、王某再转交公司的资金流转路径,本身已提示公司在收款环节存在通过个人账户进行资金往来的可能。栾某若仅提交形式上的审计报告,而未对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全部资金往来进行完整披露,不足以完成举证责任。原告申请法院责令提交连续年度审计报告、全部银行账户流水及资金往来记录,正是将举证压力落实为可审查的具体材料。若栾某拒绝提交或提交的材料存在重大遗漏,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六. 结语

张某案所呈现的问题,在悖俗请托类纠纷中具有代表性。退款协议的独立效力,是此类案件中原告请求权得以成立的关键支点——原委托合同的不法性不应向后蔓延,吞噬当事人在事项失败后自愿形成的、以返还费用为内容的新的合意。“公安机关退回条款”的无效认定,则需要结合格式条款规制、履行条件的可控性以及特定原告的实际处境综合判断;部分无效不影响协议其余部分的规则,为原告保留了核心的返还请求权。

在程序层面,法释〔2026〕19号所确立的关联事实民刑并行规则,为刑事被害人与民事原告分离的情形提供了明确的处理框架。民事程序不应因为存在一个与原告无关的刑事追赃程序而被无限期搁置;当原告并非刑事案件被害人、其请求权基础又独立于犯罪事实时,民事案件独立审理既是规范的要求,也是避免救济真空的现实需要。单一股东公司股东的连带责任,则应在举证责任倒置的框架下坚持实质性审查,防止形式化的审计材料架空规范目的。悖俗请托类案件的精细化裁判,最终需要在否定不法行为与防止不当获利之间寻求平衡,而退款协议的独立效力与关联事实的民刑并行,正是这一平衡在实体与程序两个维度上的具体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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