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词
尊敬的审判员、书记员：
受本案被告朱某的委托，作为其交通事故赔偿纠纷一案的代理人，在参加今天的庭审之前，我详细阅读了本案的卷宗材料，并对我的当事人进行了细致的询问，现就本案发表如下代理意见;
明光市公安局张八岭派出所蒋克尚、黄明旭做的询问笔录，明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明公交证字（2016）第0003号道路事故交通证明，滁州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作的（滁）公鉴（DNA）字（2016）267号法医物证鉴定书，安徽天正司法鉴定中心痕迹司法鉴定意见书，上述的这些材料可以证实，朱某不是本起交通事故的肇事方，理由如下：
第一、从具有证明力的法律文书来看
首先：我们从安徽天正司法鉴定中心痕迹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可以确定以下事实，1、无号牌（铃木牌）普通二轮摩托车左侧前部与无号牌（钱江牌）普通摩托车右侧前部发生碰撞，这就确定了铃木牌摩托车与钱江牌摩托车发生碰撞的事实；2、无号牌（铃木牌）普通二轮摩托车和无号牌（钱江牌）普通两轮摩托车车身均未见与其它车辆相接触的痕迹，这一点确定事故车辆只有两辆的事实。结合事故发生时的报案人王某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我经过现场时，看到路面上有两辆摩托车，摔倒在路面，两辆摩托车靠在一起”，问：发生事故时，可有其他车子在现场？王某答“没有”，鉴定结论和报案人的笔录充分证明肇事车辆只有两辆。这一点可以证实，明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明公交证字（2016）第0003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中，调查交通事故得到的事实，“2016年3月20日19时44分，明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接110指令：在明光市张八岭街道教堂北侧路段，三辆摩托车相撞，有人受伤”，中所述的三辆摩托车相撞不属实。
3、鉴定结论证实无号牌（铃木牌）普通二轮摩托车和无号牌（钱江牌）普通二轮摩托车均由南向北行驶。鉴定结论确定了以上三点事实。
其次：滁州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所作的（滁）公鉴（DNA）字（2016）267号法医物证鉴定书可以证明以下事实：
1、在送检标有“钱江摩托车右把手”、“钱江摩托车右把手手套”的检材上检出相同基因型······，支持上述检材上人体物质为赵某所留，不支持为其他随机个体所留。
2、在送检标有“钱江摩托车左把手”、“钱江摩托车左把手手套”的检材上检出混合基因型，包含朱某赵某基因型。这1、2、两点可以确定一个事实，赵某是无号牌（钱江牌）普通两轮摩托车的驾驶人，因为朱某当天饮了很多酒（公安机关的笔录以及原告的认可都可以证实），他不可能左手单手骑车，而且摩托车也只有右把手才是加油门的，这就排除了朱某是无号牌（钱江牌）普通两轮摩托车的驾驶人。
3、在送检标有“铃木摩托车右把手”、“铃木摩托车左把手”的检材上未检出基因型。这一点就无法证实，朱某是铃木摩托车的驾驶人。
再次:明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明公交证字（2016）第0003号道路事故交通证明上，根本也没有提及是朱某驾驶红色铃木摩托车的事实。以上具有证明力的法律文书，证实了事故现场只有两辆肇事车辆，可以清楚的证明朱某不是无号牌（钱江牌）普通两轮摩托车的驾驶人，也没有证据证明朱某是红色铃木摩托车的驾驶人或者所有人。
第二、我们再从证人所作的询问笔录来看
首先：我们来看彭某的笔录，彭某所作笔录的第2页第8行，公安机关问：刘某发生交通事故骑的摩托车是谁的。第9行，彭某答：刘某自己的，那摩托车两个月前是我的，是红色摩托车，叫什么牌子我不懂，1年多前我从张八岭镇和平摩托车修理店用我的摩托车和他换的，大约在两个月之前，我少刘某2000块钱饭账，他饭店也没有车子，就叫我将摩托车抵给他，他饭账不要了。这段笔录确定了红色铃木摩托车的所有人是刘某。第16行，公安机关问：当天出事时摩托车是谁驾驶的？第20行，彭某讲发生事故时应该是刘某驾驶的。这段笔录确定了刘某是红色铃木摩托车的驾驶人。
其次：我们来看刘某女儿刘某2的询问笔录的第1页的最后一行，公安机关问，你把你知道的情况讲一下，刘某2答（第2页的第一行开始）：2016年3.月20晚上八点钟左右，我去我家饭店接到我父亲电话，讲他被车撞到了，浑身难受，我就跟我妈讲，我爸出车祸了，于是我妈从麻将馆回来，带着大兵，大兵开自己轿车到街北头事故现场去，过有十几分钟，我骑电动车往北头去看怎么回事，因为开始时我爸和我讲，撞到摩托车了，我以为是两个摩托车相撞没有什么大事，这么长时间没回来，我就去看看，我到嘉山路岔路口处，碰到我父亲·····。在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事故发生后，刘某意识是清楚的，他自己给女儿打电话，告诉他女儿他被车幢了，还告诉他女儿他撞到摩托车了，通过这句话他撞到摩托车了，可以清楚的说明，是刘某骑车撞到了摩托车了。在刘某2笔录第2页的第16、17行，公安机关问：你父亲后来是否跟你讲到哪去的？刘某2答：我和我爸去医院时，我爸跟我讲，他从我家饭店骑一辆摩托车到街北头去看我爹，还没有看到我爹就车祸了。公安机关问：你爸骑的是哪个车子？刘某2答：是彭某的车子。这段话和彭某的笔录相互印证，证实了事故发生时是刘某骑得铃木摩托车。原告在诉状中陈述，刘某将摩托车让给醉酒的朱某驾驶，公安机关所有的证人笔录中，均未提及刘某将车子让给朱某驾驶的事实，原告以何来认定刘某让车给朱某驾驶的事实，朱某当天喝了那么多酒，从逻辑上来讲刘某做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将车子交给一个醉酒的人驾驶。另外刘某事故发生后，意识清楚，能够自己通知家人，能够告诉女儿发生了什么事，是去什么地方发生的事故，那么后来为什么公安机关做笔录时，刘某却装作意识不清楚，这是违背常理的，刘某显而易见是在隐瞒事故发生的事实。
再次：我们来看朱某自己的笔录，笔录第1页，公安机关问：你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发生事故的？朱某答：2016年3月20日19时，在104国道1034KM+400m处。我们来分析朱某的回答，3月份的19时，天已经黑透了，我们先不说朱某有没有喝酒，我们就说一个没有饮酒的人，在天都已经黑透的情况下，他怎么可能清楚的说明事故发生地段是104国道1034KM+400m处，更何况朱某当时还喝了那么酒，就算朱某是交通警察，他也不可能在黑夜的情况下，那么清楚的说明事故发生的地段。公安机关问：发生事故时，你骑的是什么车？朱某答：我骑的是摩托车。朱某笔录第2页第11行开始，公安机关问：你将事故发生经过讲一下？朱某答：2016年3月20日19时40分许，我从明光市张八领镇草站邓荣贵家吃完饭，我骑摩托车从草站上张八岭街道由南往北回家里，当车子骑快到104国道1034KM+400m处，对面过来一辆摩托车，我来不及了，车撞到那辆摩托车了，我撞晕了。第2页的最后两行，公安机关问：你骑得摩托车是什么颜色的？朱某答：不清楚。通过上面公安机关的询问，朱某回答问题的第一个疑点是前后回答的时间并不一致，第一次讲是3月20日19时，第二次讲3月20日19时40分许；第二个疑点是朱某能够在黑夜里清楚的说明事故发生的地段是在104国道1034KM+400m处，却不能够说出自己骑得摩托车是什么颜色，就在自己屁股底下的颜色都不知道，怎么能清楚细致的说明事故发生的地段精确到多少米，这符合逻辑吗，符合常理吗？第三个疑点，如果朱某从草站骑车，刘某从他家饭店骑车，两人出发的时间不同，朱某按第一次时间记录是3月20日19时到达104国道1034KM+400m处发生交通事故，而那个时候该起交通事故还没有发生，如果按第二次朱某的陈述“2016年3月20日19时40分许，我从明光市张八领镇草站邓荣贵家吃完饭，我骑摩托车从草站上张八岭街道由南往北回家里·····”，按这个时间的话，朱某从草站还没有出发，该起交通事故已经发生过了，更何况草站离张八领街道还有很长一段距离，还需要一定的行驶时间。朱某如果骑车的话，可以肯定他和刘某是各骑一辆车的，事故现场应该有3辆摩托车，而鉴定结论及报案人王某以及吴成兵的证言都可以证实，事故现场只有两辆车，那么朱某的摩托车去哪里呢？第四个疑点，朱某在笔录中说是对面过来一辆摩托车，而鉴定结论清楚的记录，两辆肇事车辆是同向行驶的，这个陈述与事实又是相互矛盾的。朱某在公安机关的陈述是孤证，没有其他任何书证、物证等可以与朱某的陈述相互印证。而且朱某的笔录前后矛盾，内容不符合正常逻辑，与事故发生的事实也不吻合，有的内容明显是记录人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思理解，所作的笔录，根本不是朱某自己的意思表达，比如事故地点精确到400处，一个醉酒的人不可能如此精准的说出这个数字，另外朱某第二次陈述的时间，正好和报案人的报案时间相互吻合，这也不会有这么巧的事情发生，即没有物证可以证实朱某的陈述属实，也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朱某的陈述成立，徐某和朱某的笔录，又证明了朱某没有骑车的事实，那么朱某的这份孤证，根据“公安部”的规定，是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朱某是否骑车无法认定，原告说的刘某让车给朱某骑的内容，更无任何凭据。
综上所述，所有的证据材料都证明不了，朱某是铃木摩托车的驾驶人，也就是说，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朱某是肇事方，而刘某骑红色铃木摩托车的事实清楚，如果刘某不能够证明事发时，他没有骑摩托车，法院应该认定刘某是红色铃木摩托车的驾驶人，本案的赔偿责任应该由刘某和赵某按责任比例承担，而朱某事实上，也是本起事故的受害人，因其伤情较轻，愿意放弃索赔权利。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朱某的诉请。
此呈
明光市人民法院
代理人：胡宏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