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股权激励

在中国，类似股权激励的制度出现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山西晋商票号中。大多数学者也都认可晋商的身股制度是现在股权激励的雏形的说法，认为其非常接近现代股权激励概念，在激励和约束商帮成员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晋商票号现用人留人问题

每个晋商的票号都会有东家，也就是现代意义上的股东。票号业务所经营的资金非常庞大，同时业务经营的区域范围也比较广，靠东家一个人不可能面面都兼顾到，这时候就要依赖于一些靠得住或信得过的又有能力的人来帮忙打理或总管，这些人一般被称为掌柜，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职业经理人。

对股东来说，掌柜的选取相当重要。其一，票号运营中大量的资金是需要掌柜经手的，涉及资金安全问题。其二，票号的利润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掌柜和得力的伙计。

但掌柜只是票号雇佣过来的，身份并不高，除了正常的薪金外没有其他的收入，同行为了竞争给出更高的薪金挖人，这时掌柜极易见异思迁，造成票号人才流失。

掌柜或核心人员一旦跳槽，东家的损失可能会非常大。因此找人用人留人的问题，始终困扰着各位东家。

“身股制”诞生

自古以来中国人都是勤劳而又富有智慧的，在这种情况下，晋商也充分发挥出了这种智慧，他们为了确保东家和掌柜能够一条心，并确保票号资金安全和人员稳定，就采取了一种制度，叫作“身股制”，身股是相对于银股而言的。“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即东家出钱、经理出力并为东家的资本负责。

掌柜和其他核心人员持有的是人身股。人身股就是出力的，也就是人力资本，是纯粹的收益股。掌柜根据票号或个人的业绩和效益来获得收益，人身股拥有一般股份的分红权，但不具有继承、转让和表决权，因此有时也被称为“分红股”。

从此，掌柜的收入除了固定薪金收入外，增加了来自身股的分红。通过身股制把掌柜与票号或东家绑定或凝聚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有利于充分调动掌柜或雇员的积极性，让他们把票号的事当作自家的事一样，也就有了动力为东家创造更多的效益，同时也能够对掌柜起到约束作用，最后推动票号在稳定中快速发展，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的商业奇迹。

前几年在央视热播的电视剧《乔家大院》就讲述了晋商乔致庸通过身股制经营大德通票号，生意蒸蒸日上，从而实现了汇通天下和货通天下的伟大商业抱负。

1889年大德通票号盈利约2.5万两白银，每股分红约850两，银股（20股）和身股（9.7）分别分得1.7万两和0.8万两；

1908年盈利达到74万两，每股分红约1.7万两，此时银股（20股）和身股（23.95股）分别分得34万两和40万两。

虽然一半以上的分红给了员工，但东家所分红利从2.5万元涨到了34万。从1889年到1908年20年间，虽然银股的总数没变，而且与身股的比例变小了，但由于“身股”的激励作用，盈利大幅提升，东家最终分得的利润还是大大增加了，并实现了票号、东家与掌柜、伙计的共赢。

胡庆余堂“功劳股”

与此同时，在南方，与北方之票号业务相类似的钱庄也处于蓬勃发展之中，不过在规模上钱庄逊于票号。在同治到光绪初年，全国最大的一家钱庄规模凌驾票号而上之，字号叫“阜康”，它的主人为晚清著名徽商胡雪岩。胡雪岩在钱庄事业鼎盛之时又投身药业，并于同治十三年创立了素有“江南药王”之名的胡庆余堂，与北方的同仁堂齐名。

而胡庆余堂的辉煌也离不开胡雪岩对员工的大力激励：其一，创立之初就向大药堂经理授予股权，并由经理全面负责经营管理；其二，胡庆余堂对有较大贡献的员工授予“功劳股”，这与晋商的“身股”相似，拥有“功劳股”的员工虽无实际控制权但能参与分红；其三，设立“阳俸”和“阴俸”制度，“阳俸”是给对药店有过贡献，因年老或生病无法工作的员工，照样发薪直至身亡；更激励人的是“阴俸”，指员工去世后，按其入店的时间长短发钱给其家属。

今年6月国内互联网巨头腾讯公司推出了一项福利，即腾讯过世员工的家属可以领员工原有工资半薪十年，这与一百多年前胡庆余堂的激励方法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