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观点分析
原告：朱XX，男，1986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所浙江省。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X，上海XX律师。
被告：孔XX，男，1988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所江苏省。
被告：路X，男，1971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所江苏省。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XX，江苏XX律师。
被告：孙XX，女，1985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所江苏省盐城市。
原告朱XX与被告孔XX、被告路X、被告孙XX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朱XX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金X，被告路X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卢XX，被告孙XX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孔XX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判。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退还不当得利40,320元；2、判令三被告支付原告利息损失暂计3,386.88元(以40,320元为本金，自2018年4月24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被告路X与被告孔XX于2017年1月出资设立上海XX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之后XX公司经依法解散、清算，并于2019年3月27日注销，其中清算组成员为被告路X与被告孔XX。2017年11月11日，原告曾向XX公司购买奔驰GLC260汽车一辆，并于当日签订《汽车销售服务合同》一份，约定汽车价款为474,000元，付款方式为交付定金5,000元，其余款项申请银行贷款，原告当日即向XX公司支付了定金5,000元，随后又在2017年12月2日至2018年1月20日期间共支付三笔购车款合计226,130元。之后由于原告无法办理相应金额的银行贷款，XX公司介绍XX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通过融资租赁的方式购买该车辆，并于2018年1月18日同XX公司签订《汽车租赁合同》一份，约定保证金201,200元、手续费1,500元、租金每月15,370元，该合同签订后，XX公司将之前收取的231,130元扣除原告需要支付给XX公司的13,060元购车手续费用后，全部转付给了XX公司。XX公司收取保证金、手续费、第一期租金后，XX公司销售人员即被告孙XX于2018年1月至4月期间谎称XX公司委托XX公司代收租金利息，原告即分四笔向被告孙XX支付了40,320元利息款，但2019年5月期间原告经与XX公司核实，XX公司告知原告无需支付任何租金利息，也没有委托XX公司代收该笔利息，且没有收到过任何利息款项。原告发现此情况后，随即要求被告孙XX返还该40,320元所谓的租金利息，但其称已将款项交给公司，原告向被告孔XX及被告路X主张亦未得到回复，现原告认为三被告收取的上述40,320元款项没有法律根据，应予退还，故诉来法院要求判如所请。
被告路X辩称，XX公司系车辆销售的二级经销商，公司现在已经解散了，其同被告孔XX是XX公司的股东也是清算组成员，如果有需要承担的责任由其二人承担，被告孙XX是销售经理，不需要承担责任。原告购车的事情是有的，当时约定的购车价款构成为裸车价431,000元、音响8,000元、购置税37,000元、保险27,000元，总价503,000元。原告起初是在其他店买的车，但办不了贷款，经人介绍后找到了XX公司，XX公司也支付了2万元的介绍费给到了上家的4S店销售，之后XX公司通过XX公司为原告办理购车融资租赁，具体费用构成是保证金201,200元，手续费1,500元，但是贷款的利息是以503,000元为本金，年息7%，三年息20%来计算，得出100,600元，约定利息由XX公司和XX公司各半获得，即50,300元利息款就是XX公司的利润，原告每月月供是15,369元，但XX公司的50,300元是一次性先行支付的，因为其中包括了上述给介绍人的介绍费20,000元以及车辆本身的亏损10,000元。原告的确在2017年12月至2018年1月期间支付给XX公司231,130元，其中包括了保证金、手续费、第一个月的租金、上牌费、贷款手续费、GPS费用等；XX公司也在2018年1月至4月期间收取了原告40,320元(被告孙XX收取)，这就是被告公司应当收取的50,300元的利润，因为原告车辆的玻璃存在损伤，所以减免后按照40,320元来计算。XX公司与XX公司之间关于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并没有书面的协议，但当时口头讲好融资租赁的利息是20个点，XX公司再私下返还给XX公司10个点，这也是为了避税的需要，XX公司仅卖车的话是亏损的，不得不通过其他渠道去获取利润；被告孙XX向原告发送的转账凭证确实是假的，但当时是为了让原告尽快支付余款，不得已而为之，所以公安在原告报警后也没有立案。现在认为原被告之间是车辆买卖的关系，不构成不当得利，所以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孙XX辩称当时由于原告不肯支付购车剩余的钱款，其同原告说公司的钱款已经垫付了，让他尽快付款，原告要求看凭证，所以其才伪造了一张凭证，其余认同被告路X的答辩意见。
被告孔XX未到庭进行答辩。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11月11日，原告朱XX与案外人XX公司签订《汽车销售服务合同》一份，约定的内容大致为原告向XX公司购买奔驰GLC260汽车一辆，购车总价为474,000元，付款方式为交付定金5,000元，其余款项申请贷款，原告当日即向XX公司支付了定金5,000元，随后又在2017年12月2日至2018年1月20日期间共支付三笔购车款合计226,130元。2018年1月18日，原告(作为连带保证人)以及由原告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案外人上海XX公司(作为承租人，以下简称XX公司)共同与案外人XX公司签订《汽车融资租赁合同》一份，约定的内容大致为由XX公司根据原告及XX公司对租赁车辆的选择，同意购入合同载明的车辆并出租给XX公司使用，由XX公司保留租赁车辆的所有权，由XX公司拥有租赁车辆的使用权，并且向XX公司支付租金等费用，具体租金共计554,820元，分36期支付，每期支付15,370元。之后，XX公司的销售经理即被告孙XX在与原告的微信聊天过程中，伪造了一份该公司向XX公司汇款50,300元(用途备注为代客户朱XX付GLC260利益)的转账凭证并发送给原告，原告即于2018年1月25日至4月24日期间，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向被告孙XX支付了40,320元，庭审中被告路X确认该钱款系被告孙XX代XX公司收取。
另查明，案外人XX公司从事汽车销售，于2017年1月11日成立，被告孔XX与被告路X系该公司的股东(发起人)，2018年11月9日该公司决议解散并清算，清算组成员即被告路X与被告孔XX，后该公司于2019年3月27日注销。
认定上述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XX公司工商登记资料、汽车销售服务合同、汽车融资租赁合同、付款凭证、微信聊天记录、伪造的汇款凭证、录音材料、新车进车申请单、财务内部结算单及当事人当庭陈述。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于2018年1月25日至4月24日期间，向被告孙XX支付的40,320元钱款的性质问题。现原告基于不当得利要求被告返还，而根据法律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为一方获得利益、另一方受到损失、获利与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获利无法律上的原因。具体到本案中，原告同XX公司之间构成买卖合同关系，原告同案外人XX公司之间构成融资租赁合同关系；XX公司销售人员在伪造了转账凭证后，以代收的名义向原告收取了系争钱款，但实际上却并未给付给XX公司，现又无证据证实XX公司同原告以及XX公司之间关于该笔钱款有过明确的约定，故原告要求被告返还不当得利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准许。另外，根据在案事实，XX公司收取该笔钱款并非善意，其不但应返还所获得的利益，还应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亦予支持。最后，考虑到被告孙XX作为XX公司的销售人员，在车辆买卖过程中向原告收取钱款系职务行为，相应的法律后果均归责于XX公司，鉴于XX公司也已注销，故应由被告路X与被告孔XX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被告孔XX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系其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因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其自行承担。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路X、被告孔XX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朱XX40,320元；
二、被告路X、被告孔XX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朱XX以40,320元为基数，自2018年4月24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损失，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
三、驳回原告朱XX对被告孙XX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446.34元，由被告路X、被告孔XX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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