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观点分析
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 刘荣广律师
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的核心在于医疗机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过错与损害结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过错责任比例认定，同时胎儿出生后的民事主体资格认定、赔偿标准适用也是此类案件的重要争议点。本案中，我方作为患方代理律师，通过精准固定证据、申请专业司法鉴定、紧扣法律规定论证核心争议点，最终成功为患方争取到合理赔偿，让医疗机构为其诊疗过错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维护了患方的合法权益。
一、案情简介
2022年12月至2023年5月，患方王某某孕期多次在妇幼保健院进行超声检查，报告单均提示“分叶状胎盘？”，妇幼保健院亦建议 28 周复查、不适随诊。2023年5月10日，王某某至A医院检查，超声报告未提及分叶状胎盘相关异常；5月13日，王某某以“孕4产2孕40+3周头位，分叶状胎盘？” 至医院方产科住院待产，向院方提交了妇幼保健院的全部检查报告单，院方未对前期多次提示的胎盘异常予以重视，未在入院后行超声复查，仍拟定阴道试分娩的诊疗方案。
2023年5月15日，王某某出现胎儿心率减慢等紧急情况，院方于当日02:02行全麻下子宫下段剖宫产术，术中诊断为“脐带帆状附着，前置血管破裂出血”，02:04 娩出一重度窒息男婴。新生儿经抢救后，5分钟Apgar评分1分、10分钟 Apgar评分2分，最终家属无奈放弃抢救，新生儿于02:45死亡。
事故发生后，患方与医院方就诊疗过错及赔偿事宜协商无果，医院方辩称未诊断出帆状胎盘合并血管前置是客观医疗水平所致，且新生儿出生时无生命体征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自然人，拒绝承担合理赔偿责任。患方为维护自身权益，委托我方律师提起医疗损害责任纠纷诉讼。
二、核心代理思路
作为患方代理律师，结合医疗纠纷案件的举证规则和本案事实，我方制定了四大核心代理思路，层层推进案件维权：
（一）固定核心证据，确保病历真实完整：第一时间指导患方封存案涉全部病历资料，包括产检报告单、入院记录、手术记录、新生儿抢救记录等，避免院方篡改、隐匿病历的情形发生。
（二）申请医疗过错司法鉴定，明确诊疗过错与因果关系：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向法院申请医疗过错司法鉴定，通过专业鉴定机构的意见，直接证明医院方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且该过错与新生儿死亡的损害结果存在直接因果关系，突破院方 “医疗水平所致” 的抗辩。
（三）紧扣法律规定，论证新生儿的民事主体资格：针对院方“新生儿系死体，不具备民事权利能力”的抗辩，结合病历中新生儿抢救记录、Apgar评分、排便记录等内容，依据《民法典》关于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规定，论证新生儿出生后有呼吸、心跳等生命体征，属于法律意义上的自然人，是合法的赔偿权利主体。
三、案件争议焦点
本案审理过程中，医院方提出多项抗辩，双方的核心争议焦点集中在四点：
（一）新生儿是否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医院方认为新生儿出生时无自主呼吸和心跳，Apgar评分为0，系死体，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自然人，无权主张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我方则举证证明新生儿经抢救后有评分、有排便行为，存在生命体征，出生时为活体，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二）医院方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及因果关系：医院方辩称未复查B超不构成过错，未诊断出帆状胎盘合并血管前置是县级医院的医疗水平所致；我方结合司法鉴定意见，指出院方对前期多次提示的胎盘异常未重视、入院后检查不完善、产式选择不当，未尽到与当时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该过错直接导致胎儿宫内窘迫、新生儿死亡。
（三）医院方的过错责任比例应如何认定：司法鉴定机构建议院方过错责任比例为40%-50%，医院方主张按最低比例承担责任，我方结合院方的过错程度、胎盘异常的诊疗注意义务等，主张法院酌定中间比例认定责任。
四、司法鉴定意见
本案中，司法鉴定中心接受法院委托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其核心意见为：
1、A医院的诊疗服务过程存在过错，具体为对前期检查结果未引起重视，入院后相关检查及复查不完善，未能及时明确诊断，产式选择不当；
2、医院方的上述过错与新生儿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3、结合帆状胎盘的诊疗特点及县级医院的医疗水平，建议医院方的过错责任比例为40%-50%。
五、法院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全面采信我方提交的证据及司法鉴定意见，对本案争议焦点作出明确认定，并依法作出判决，核心裁判结果如下：
（一）认定新生儿出生后经抢救存在生命体征，属于法律意义上的自然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患方有权主张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赔偿项目；
（二）认定医院方对前期胎盘异常检查结果未重视、未复查，未尽到与当时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诊疗行为存在过错，且该过错与新生儿死亡存在因果关系，结合司法鉴定意见，酌定医院方承担 45%的过错责任。
六、案例评析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胎盘异常漏诊引发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的胜诉为同类医疗纠纷的维权提供了重要参考，本案的胜诉关键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一）证据固定是医疗纠纷维权的基础：医疗纠纷中，病历资料是认定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的核心依据，本案中我方指导患方第一时间封存病历，确保了病历的真实性、完整性，为司法鉴定和法院审理提供了可靠的证据支撑，同时收集的城镇居住证据，直接决定了赔偿标准的适用，大幅提高了赔偿数额。
（二）司法鉴定是认定过错与因果关系的关键：医疗纠纷具有高度的专业性，法院对医疗机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的认定，高度依赖专业司法鉴定机构的意见。本案中，司法鉴定意见书直接明确了医院方的过错情形、因果关系及责任比例，成为法院定责的核心依据，突破了院方“医疗水平所致”的抗辩。
（三）精准把握法律规定，突破对方核心抗辩：院方以“新生儿系死体，不具备民事权利能力”作为核心抗辩点，我方紧扣《民法典》关于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的规定，结合病历中的抢救记录、Apgar评分、排便记录等细节，充分论证新生儿的民事主体资格，让法院否定了院方的该抗辩意见，为赔偿主张扫清了法律障碍。
（四）合理主张责任比例与赔偿项目，兼顾合法性与合理性：本案中，司法鉴定机构给出了40%-50%的责任比例区间，我方未盲目主张最高比例，而是结合医院方的过错程度、诊疗义务的履行情况，主张法院酌定中间比例，既符合案件事实，也更易被法院采信；同时对赔偿项目的主张严格依据《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规定，做到有法可依，让赔偿数额的主张具备合法性。
同时，本案也对医疗机构的诊疗行为提出了警示：即便为县级医院，在诊疗过程中也应尽到与自身医疗水平相应的注意义务，对患者前期检查中多次提示的异常结果，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并及时复查、明确诊断，否则将为其诊疗过错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对于患方而言，在遭遇医疗损害后，应及时固定证据、委托专业律师介入，通过司法鉴定和诉讼程序，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