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保护法与民法典的规范如何协调？

《个人信息保护法》与《民法典》之间的规范需要协调的主要原因，即为二者出现了不少针对“同一事项”的规定，比如个人信息的定义就在两部法律中有着不同的表述。

申卫星提到，《个人信息保护法》将定义从《民法典》的“识别说”拓展到“关联说”，并排除“匿名化信息”，总体而言扩大了个人信息保护的范围。

就拓展的理由，申卫星分析道，“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定位是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的综合立法，它的保护手段包括但不限于民法中的授权，还包括行政处分。如果充实这些内容，我觉得个人信息保护范围的扩大不无道理。”

此外，两部法律对不完全行为能力人同意问题的定义与规定也存在差异。

《民法典》中要求行为能力不健全的自然人，不论成年与否均只能由其监护人同意。在草案中，上述主体则被具体化为“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并不包括行为能力不健全的成年人。

“十四岁到十八岁之间的未成年人怎么办？”申卫星提出疑问，“这一部分未成年人是可以本人同意还是需要其监护人同意，立法者最好给出更明确的回答。”

除以上两个问题外，申卫星还提到，两部法律中关于个人信息的委托处理规定也值得进一步讨论。

草案第22条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委托处理个人信息的，应当与受托方约定委托处理的目的、处理方式、个人信息的种类、保护措施以及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等。并对受托方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进行监督。同时规定，未经个人信息处理者同意，受托方不得转委托他人处理个人信息。
“它没有明确在转委托时要不要得到信息来源主体的同意。”申卫星指出，“这也是立法中有必要解决的问题。”此外，据草案，受托者因不能“自主决定”个人信息处理事项，故不属于信息处理者，“告知—同意”的详细规则也无法适用。

而在《民法典》中，除有效的委托合同外，受托人处理个人信息需取得信息主体或其监护人的同意。“为了充分保护信息主体的个人信息权益，我觉得应该将委托处理纳入知情同意原则”，他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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