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欢磊律师
律师观点分析
案情简介
张先生与徐女士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张某恒、女儿张某悦。1991年，徐女士去世。2021年6月，张先生去世，享年八十余岁。
张先生生前留有两份遗嘱：一份是2020年5月7日亲笔书写的自书遗嘱，主要内容为将名下房产中属于他的份额留给女儿张某悦和孙子；另一份是2021年5月7日订立的打印遗嘱，声明此前的自书遗嘱作废，将全部财产留给儿子张某恒。
张先生去世后，儿子张某恒拿着打印遗嘱，将妹妹张某悦诉至法院，要求确认打印遗嘱有效并按遗嘱分配遗产。女儿张某悦则手握自书遗嘱应诉。张某悦委托北京魏欢磊律师代理此案。
办案策略
魏欢磊律师接受委托后，面对的核心争议是：两份内容完全相反的遗嘱，哪一份应当被法院采信？
第一，锁定打印遗嘱的形式瑕疵，主张遗嘱无效。根据法律规定，打印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且见证人应全程参与订立遗嘱的整个过程。魏律师通过法庭询问见证人发现：2021年4月，打印遗嘱实际是由张某恒的妻子与见证人侯某外出打印制作，另一见证人岳某并未参与，张先生当天也未在遗嘱上签字。直到5月7日，两名见证人才拿着打印好的遗嘱向张先生宣读后由其签字。打印遗嘱在订立和打印过程中，两名见证人未全程在场予以见证，形式不合法。
第二，质疑见证人的中立性。魏律师指出，两名见证人系夫妻关系，与张某恒及其妻子关系非常好，是朋友关系，且不认识张某悦。见证人与继承人存在利害关系，无法做到客观中立。遗嘱见证人应当是与继承人无利害关系的人，否则难以保证遗嘱内容的真实性。
第三，运用病历资料证明遗嘱人意思表示存疑。魏律师向法庭提交了人民医院的医患谈话记录，显示张先生在2021年3月出现意识障碍、认知功能障碍加重。打印遗嘱订立于2021年5月，此时张先生卧病在床，作为八十多岁的老人，其意思表示不排除受引诱和受胁迫的可能。在遗嘱人行为能力存疑的情况下，打印遗嘱的效力难以认定。
第四，以自书遗嘱和亲属证言佐证真实意愿。魏律师提交了张先生2020年5月亲笔书写的自书遗嘱，该遗嘱订立于其患病住院之前，字迹工整、内容清晰。同时，张先生的妹妹出庭作证，证明张先生与儿子之间存在矛盾，张先生曾表示遗产不给儿子，家族成员均知晓自书遗嘱的内容。自书遗嘱与亲属证言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
案件结果
一审法院判决：案涉房屋由张某恒继承25%份额，张某悦继承75%份额。张某恒不服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院认定：打印遗嘱在订立和打印过程中，两名见证人未全程在场予以见证，形式不合法；见证人与继承人存在朋友关系，主观上存在倾向性；结合病历资料、证人证言等证据，打印遗嘱不能认定为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自书遗嘱系被继承人亲笔书写，形式合法，内容真实，应当根据自书遗嘱内容继承。案涉房屋归张某恒所有，由张某恒补偿张某悦房屋折价款398,615.78元。
律师点评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遗嘱效力认定纠纷，涉及自书遗嘱与打印遗嘱的效力冲突。其典型意义在于：
第一，打印遗嘱形式要求严格，见证人必须全程在场。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六条，打印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每一页签名，注明年、月、日。本案中，打印遗嘱的制作过程中，一名见证人未参与打印环节，遗嘱人当天也未签字，直到数日后才补签。这种“先打印、后签字”的操作，不符合打印遗嘱的形式要件，遗嘱无效。
第二，见证人不得与继承人有利害关系。见证人应当客观中立，能够真实反映遗嘱人的意思表示。本案中，两名见证人系夫妻关系，且与继承人张某恒及其妻子是好朋友，与女儿张某悦不相识。这种明显的倾向性，使得见证人的中立性受到质疑。选择见证人时，应尽量避免与继承人存在亲属、朋友、债务等利害关系。
第三，自书遗嘱虽形式简单，但效力稳定。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即可成立，不需要见证人。本案中，张先生2020年亲笔书写的自书遗嘱，订立于其患病之前，字迹清晰、内容明确，且有亲属证言佐证，法院依法确认其效力。对于年事已高的老人，建议优先采用自书遗嘱或公证遗嘱，减少形式瑕疵风险。
第四，遗嘱人行为能力存疑时，遗嘱效力难以认定。本案中，打印遗嘱订立于张先生出现意识障碍之后，其行为能力受到质疑。法院结合病历资料、证人证言等证据，认定打印遗嘱不能反映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老人患病、意识不清的情况下订立遗嘱，极易引发效力争议。
第五，专业律师的介入是维护权益的关键。本案中，魏欢磊律师通过细致审查打印遗嘱的形式瑕疵、质疑见证人中立性、运用病历资料和亲属证言，成功说服法院认定打印遗嘱无效，维护了委托人的合法权益。面对遗嘱效力争议，专业律师的证据组织和法律论证能力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