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江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王克忠在肇事后逃逸，违反了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导致部分事故证据灭失，致使公安机关对王克忠事故发生时的精神、生理状态无法查证。该行为的危险性质较之未取得驾驶资格、醉酒驾车等情形，其主观恶性更大，对社会的危害后果更甚。国家设立交强险的目的系为了使受害人依法得到赔偿，促进道路交通安全，并非让存在违法行为的事故责任人免于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都已明确，机动车肇事后逃逸的，由社会救助基金对受害人人身伤亡的抢救、丧葬等费用先行垫付，然后向道路事故责任人追偿。故对于肇事后逃逸行为，应参照《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保险公司对抢救费用等承担先行垫付责任后，有权向致害人进行追偿，由致害人承担终局赔偿责任。综上，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并有效，原告天平保险苏州公司已按照法院生效判决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向受害人予以赔付。在王克忠肇事后逃逸的情形下，天平保险苏州公司有权就其垫付的款项向王克忠进行追偿。据此，吴江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一条、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于2013年8月13日作出判决：被告王克忠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中心支公司垫付款76700元。

   王克忠上诉，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予以维持。

     王克忠不服二审判决，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称：原判决认定的主要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交强险的赔付并不考虑交通事故的责任划分，法律并未规定保险公司承担了交强险赔付责任后，享有对肇事人的追偿权，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保单中亦无相应约定，故即使王克忠构成了交通肇事逃逸，天平保险苏州公司亦不享有追偿权。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的规定，请求对本案进行再审。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被申请人天平保险苏州公司主张因再审申请人王克忠在交通肇事后逃逸，故参照国务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其有权在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后向王克忠追偿。对此，第一，《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保险公司享有追偿权的情形并不包括交通肇事后逃逸，亦未规定其他情形可以参照适用；第二十四条仅规定了社会救助基金的追偿权，未规定保险公司享有追偿权，故天平保险苏州公司主张适用上述条款，理由不能成立。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三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该机动车参加强制保险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机动车不明或者该机动车未参加强制保险，需要支付被侵权人人身伤亡的抢救、丧葬等费用的，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后，其管理机构有权向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该条款对于保险公司和社会救助基金权利与义务作出了不同的规定，表明了国家立法对保险公司和社会救助基金区别对待的态度；第三，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的经费来源于行政拨款或社会捐助，支付交通事故受害人抢救等费用系无偿垫付，而保险公司的经费来源于投保人的缴费，保险公司向受害人支付费用属于履行保险合同义务，系有偿赔付，故保险公司不应享有救助基金管理机构的追偿权。事实上，肇事逃逸系发生在交通事故之后，没有增加保险事故发生的概率和风险，与事故的发生本身并没有关联，因此，其与交强险条例第二十二条中规定的保险公司享有追偿权的情形存在本质区别。原判决依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判决支持天平保险苏州公司追偿的诉讼请求，违背了交强险条例的立法本意，亦与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相悖，属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据此，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撤销两审判决，驳回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中心支公司的诉讼请求。

    江苏省最高人民法院的提审改判，与交强险的特点密不可分。交强险创立的本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交通事故的损失及时进行赔付。即便是如醉酒、恶意事故等也需要先行垫付后追偿。而逃逸，并非造成交通事故的原因，而是可能放任了交通事故造成的后果。故不能追偿。

1、法定性

 2、强制性

 3、广覆性

 4、公益性（救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