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特币（Bitcoin）的概念最初由中本聪（Satoshi Nakamoto）在2008年11月1日提出，他在P2P foundation网站上发布了比特币白皮书《比特币：一种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 ，陈述了他对电子货币的新设想——比特币就此面世。2009年1月3日，比特币创世区块诞生。

和法定货币相比，比特币没有一个集中的发行方，而是由网络节点的计算生成，谁都有可能参与制造比特币，而且可以全世界流通，可以在任意一台接入互联网的电脑上买卖，不管身处何方，任何人都可以挖掘、购买、出售或收取比特币，并且在交易过程中外人无法辨认用户身份信息。

困境之一：不是“货币”而是“虚拟商品”

目前，我国并没有针对比特币进行正式的立法，对比特币性质的认定主要参考《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以下简称《比特币风险通知》）的规定“比特币（Bitcoin）具有没有集中发行方、总量有限、使用不受地域限制和匿名性等四个主要特点。虽然比特币被称为‘货币’，但由于其不是由货币当局发行，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等货币属性，并不是真正意义的货币。从性质上看，比特币应当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且不应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各金融机构和支付机构不得以比特币为产品或服务定价，不得买卖或作为中央对手买卖比特币，不得承保与比特币相关的保险业务或将比特币纳入保险责任范围，不得直接或间接为客户提供其他与比特币相关的服务”

由于缺乏必要的立法措施，比特币在中国的法律地位颇为尴尬，其流通性和合法性难以得到保障，在现实的法律纠纷中当事人的权利维护也存在相当的困境。

困境之二：比特币不是“物”，不能主张孳息

我国现行法律没有将比特币等网络虚拟财产规定为物权法上的“物”，因而基于物权法定原则，案件的当事人无法按照物权法的有关规定，对比特币的孳息进行主张。然而现实中，随着比特币技术的发展，比特币会因为“分叉技术”衍生出“比特现金”等具有价值的衍生虚拟商品，在相关案件中就“比特现金”这类比特币的衍生虚拟商品已经存在司法上的纠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京0108民初24805号）。由于比特别的不被视为物权法上的物，因此其衍生出来的“比特现金”的权属问题往往难以界定，因此相关纠纷也会络绎不绝。

困境之三：比特币的价值难以确定

2017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工商总局、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规定“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任何所谓的代币融资交易平台不得从事法定货币与代币、‘虚拟货币’相互之间的兑换业务，不得买卖或作为中央对手方买卖代币或‘虚拟货币’，不得为代币或‘虚拟货币’提供定价、信息中介等服务”。

由于比特币不得与法定货币进行兑换，其商品价值难以估量，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难以确定相关诉请的具体数额以及因为违约、比特币被盗等情形在诉讼中主张具体的损失（见《济南高新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鲁0191民初316号、（2017）鲁0191民初315号）。在刑事案件中，司法机关也需要通过间接手段，判断涉及比特币犯罪案件中的犯罪数额和犯罪损失，因为也造成了司法裁判过程中的资源浪费。（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7）京0108刑初725号）

日本比特币立法经验借鉴

实际上，在关于比特币立法方面有很多海外经验，2015年12月22日，日本金融厅公布了《关于支付结算业务高度化的工作小组的报告书》，提出了虚拟货币相关的立法建议，并以该报告书为基础，于2016年3月向国会提交了《资金结算法》 和其他相关法律的修正案。虚拟货币被日本法定义为通过电子信息系统处理、可以在不特定主体之间用于清偿债务、既非法定货币也不以法定货币计价的财产性价值。（参见杨东 陈哲立《虚拟货币立法：日本经验与对中国的启示》）

比特币作为一种新兴的互联网产物，在立法存应当有以下推进：首先，需要从私法上对比特币的权属性质和交易规则进行明确的界定；其次，应当建立比特币的公开交易的制度，建立比特币公开交易的场所，设定相应的准入门槛和业务规则，从而推进比特币在中国的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