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晓茹律师
律师观点分析
一、案情简介
2023年4月19日清晨，台州市路桥区马铺路730号前路段发生一起非机动车交通事故。外卖骑手超某驾驶电动自行车由东往西行驶时，与由北往南横过道路的行人郑某发生碰撞，致郑某受伤、车辆受损。交警部门认定骑手负主要责任、行人负次要责任。
事故发生后，郑某先后经多家医疗机构门诊治疗，被诊断为左胫骨平台骨折、腓骨小头骨折，伴关节积液及半月板损伤。司法鉴定评定误工期120日、护理期60日、营养期30日。经查，事故发生时骑手正在履行其雇主——某科技公司的配送职务，且该公司在某保险公司为骑手投保了“众包骑手意外险”，其中个人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为25万元。
郑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骑手及雇佣公司共同赔偿各项经济损失32541.56元，并要求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赔付责任。
二、案件难点
本案虽然标的不大，但涉及责任主体认定、保险合同格式条款解释、赔偿项目确定及计算标准适用等多个层面的法律争议，对抗性较强，主要难点体现在：
（一）多重责任主体关系复杂
本案涉及三方责任主体：肇事骑手（直接侵权人）、雇佣公司（用人单位）、保险公司（承保人）。骑手与雇佣公司之间系劳务雇佣关系，是否构成职务行为直接影响责任承担主体；保险公司则依据保险合同主张限缩赔偿范围。三方法律关系交织，需逐一厘清。
（二）保险格式条款对赔偿范围的严格限制
案涉保险合同特别约定，第三者责任赔偿范围仅限于“挂号费、治疗费、手术费、检查费、医药费、材料费、住院期间床位费、急救车费、护理费、误工费”等特定项目，明确将营养费、交通费、鉴定费排除在外。保险公司据此主张不承担上述三项费用，使原告面临“即便胜诉、部分损失亦无法从保险获赔”的困境。
（三）误工费计算标准存在根本分歧
原告作为灵活就业人员，无法提供完整的前三年收入证明，仅能提交部分工资流水（受伤前实际月均收入约2976元）。保险公司依据保险合同特别约定，主张“如无工资流水则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计算，即以每月2290元为基数。原告代理律师则主张应按无固定收入人员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计算（每日197元）。两项标准计算出的误工费差额高达近万元，成为本案最核心的争议焦点。
（四）医疗费票据真实性与非医保扣减争议
保险公司对原告提交的175元卫生室收款收据提出异议，主张其缺乏正式支付凭证和医嘱，不应计入医疗费；同时主张应扣除非医保用药费用428元。上述两项若全部支持，原告医疗费获赔金额将大幅缩水。
（五）鉴定费承担主体的法律空白
保险合同对此未作任何约定，保险公司以此为由拒绝承担鉴定费。而鉴定费700元虽数额不大，但其承担问题涉及《保险法》第六十四条的适用，存在法律解释上的博弈空间。
（六）被告消极应诉增加事实查明难度
肇事骑手及雇佣公司经法院合法传唤均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仅保险公司到庭应诉。原告代理律师需在缺乏对方有效配合的情况下，独立完成全部证据组织和损失核算工作，举证责任和庭审推进压力显著增大。
三、孙晓茹律师代理成果
孙晓茹律师作为原告郑某的代理律师，在保险合同格式条款明显不利、部分被告缺席的不利局面下，通过严谨的证据组织和精准的法律适用，为当事人争取到了理想赔偿结果：
（一）医疗费全额获赔，两处争议均获有利裁判
针对175元卫生室收据，律师并未简单提交了事，而是主动将收据所载药品名称与原告伤情治疗需求进行关联论证，使法院认定该笔费用“与伤情治疗相符”并予以采信。针对非医保扣减主张，律师以保险公司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为由成功抗辩，法院最终认定3407.28元医疗费全额纳入赔偿基数，未作任何扣减。
（二）误工费标准获得有利调整，避免最低标准不利裁判
法院虽未完全采纳每日197元的高线主张，但律师提交的部分工资流水成功说服法院按原告实际月收入2976元计算误工费（120日共11904元），有效避免了按保险公司主张的最低工资标准2290元/月（仅9160元）计算的不利后果，为当事人多争取约2744元。这一结果是在原告无法提供完整收入证明的现实约束下能够获得的最优方案。
（三）鉴定费由保险公司承担，突破合同格式条款限制
这是本案最具典型意义的代理成果。面对保险合同未约定鉴定费赔付且保险公司据此拒赔的困境，律师援引《保险法》第六十四条，主张鉴定费属于“为查明和确定保险标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依法应由保险人承担。法院采纳该意见，判决保险公司赔偿鉴定费490元（按70%责任比例折算）。该突破不仅在个案中为当事人争取了实际利益，更对同类保险合同纠纷中鉴定费承担问题具有参考价值。
（四）护理费标准有效提高
律师主张护理费按每日100元计算（60天共6000元），法院全额支持，高于保险公司主张的80元/天标准（仅4800元），此项亦为当事人多争取约1200元。
（五）整体获赔比例理想
原告各项合理损失共计34757.28元，法院判令按事故主次责任（70%/30%）比例赔付，原告最终获赔24330元（其中保险公司承担18916元、雇佣公司承担5414元），获赔率达70%，与责任比例完全匹配，实现了“应赔尽赔”的诉讼目标。
四、律师作用
孙晓茹律师在本案中充分发挥了专业代理人的核心价值，其作用贯穿于证据组织、法律论证、策略博弈和程序推进各环节，具体体现在：
（一）证据精细化管理，化不利为有利
本案医疗票据分散于多家医疗机构，包含正式发票与非正式收据，证据形态复杂。律师对全部票据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分类论证，尤其针对175元卫生室收据这一证据瑕疵点，并未回避或淡化处理，而是通过药品名称与诊断结论的对应关系构建其证明力，化被动为主动。在误工费证明方面，律师虽无法提供完整三年收入流水，但充分利用当事人已有的部分工资记录，使法院在缺乏完美证据的情况下仍作出了对原告有利的事实认定。
（二）法律解释能力突破格式条款壁垒
本案最精彩的法律博弈集中于鉴定费承担问题。保险合同明确排除了鉴定费的赔偿项目，保险公司据此抗辩看似“于法有据”。但律师敏锐捕捉到《保险法》第六十四条这一上位法依据，主张保险合同的约定不应排除法律规定的保险人法定义务。该主张最终获得法院支持，体现了代理人对法律体系性解释的深刻理解和对格式条款限制的有效突破。
（三）务实策略下的利益最大化
在面对多个争议点时，律师并未采取“全面进攻”的僵化策略，而是有所侧重、合理取舍：在误工费这一最大争议上力争最优方案；在医疗费、护理费等相对明确的项目上求稳求全；在鉴定费这一合同空白领域寻求法律突破。这种分层推进、重点突破的策略，使每个项目的裁判结果均达到或优于合理预期，实现了整体利益最大化。
（四）单方完成庭审举证，确保程序顺利推进
面对两名被告缺席的不利情形，律师独立完成了庭审举证、质证和辩论全流程，确保了案件事实的全面查明和法律主张的充分表达，为法院及时作出公正判决提供了完整的材料和论证支撑，避免了因被告缺席导致案件久拖不决或证据不足的被动局面。
（五）判决后的执行保障
法院在判决中明确载明了强制执行告知条款，律师的诉讼请求和代理意见为后续申请强制执行提供了清晰的权利依据和计算标准，确保当事人在被告不主动履行时能够顺利启动执行程序。
五、结语
本案系一起标的不大但法律问题典型的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孙晓茹律师在保险合同格式条款对赔偿范围施加多重限制的不利条件下，凭借扎实的证据组织能力、精准的法律适用水平以及务实的诉讼策略，成功为伤者郑某争取到与其损失相匹配的赔偿结果。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律师对《保险法》第六十四条的成功援引，使鉴定费突破合同约定由保险公司承担，这一法律适用成果不仅惠及个案当事人，亦对同类保险纠纷案件的处理提供了有益参考。本案充分证明，专业律师在保险合同纠纷中，面对格式条款的天然不对等地位，仍然可以通过深耕法律规范、精细梳理证据，为弱势的受害方争取到公平合理的赔偿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