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诈骗犯罪的数额是指行为人使用诈骗手段骗取的数额,而非是最终获利的数额
什么是实际骗取的金额？什么是最终获利的金额？

在诈骗犯罪案件中，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与最终获利的数额之间往往存在一定的“差价”。此即诈骗犯罪的成本、以及骗取的数额在到达行为人控制过程中产生的“损耗”。

首先，什么是诈骗犯罪的成本？

诈骗犯罪案件中存在“诈骗成本”是比较常见的，比如为实施犯罪行为而购买工具、支付场地租金、雇请员工等。诈骗犯罪案件中的行为人是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那为实现诈骗目的支付的成本，是否应当从犯罪数额中扣除？

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相关规定：在具体认定金融诈骗犯罪的数额时，应当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计算。对于行为人为实施金融诈骗活动而支付的中介费、手续费、回扣等，或者用于行贿、赠与等费用，均应计入金融诈骗的犯罪数额。

所以，刑法及其司法解释并没有将行为人在诈骗过程中，为追求最终的骗取财物的目的，而支付的必要的费用（比如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行为购买电脑、支付公司运营的租金、支付员工的工资等费用）从诈骗数额中予以扣除。

其次，什么是“骗取的金额到达行为人控制过程中产生的损耗”？其实这也属于广义上的诈骗犯罪的成本。

比如很多电信网络诈骗公司在实施诈骗过程中，自己没有办法直接进行款项的收结，只能委托第三方支付公司。而行为人骗取的款项最终被第三方支付公司扣取了一定的手续费（比如10％），最终行为人实际取得的金额要低于其原本骗取的金额，但是司法解释规定仍是按照行为人原本骗取的金额计算诈骗数额。其实这个问题没有太多争议，只要认定成立共同犯罪就很好解释了。

二、在诈骗罪共同犯罪案件中，诈骗数额并非是个人经手、骗取或是获利的数额，而是全案诈骗数额的总数

具体而言，在诈骗罪共同犯罪案件中，诈骗集团的首要分子的诈骗数额，应以集团诈骗的总数额认定；对共同诈骗犯罪中的其他主犯，应按照其参与共同诈骗的总额处罚；对共同诈骗犯罪中的从犯，则按照其参与诈骗的总数额决定其应当适用的刑罚。

在实务中，很多案件中当事人会问类似的问题：“投资公司时我只出资了8万元，整个过程中我也只分红了30万，为什么现在认定我诈骗3000万？”

但是实务中，自主要的涉案人员（办案机关可能并没有认定其为“首要分子”）在共同犯意驱使下，共同从事诈骗犯罪行为，其往往是对全案的数额负责，而非是个人最终获利的数额。换言之，即使大家还没开始分红、没有给你分红或是给你的分红比较少，也不影响诈骗数额的认定。

关于诈骗罪共同犯罪的数额认定问题，最值得研究的就是保健品诈骗案件，对于公司老总、经理、小组组长、销售人员、财务、后勤等不同涉案人员不同的数额认定方式。我们在2016年处理广州市天河区一起保健品诈骗案件，就存在“打角色”“打作用”“打数额”的辩护，最终将当事人从主犯改变定性为从犯，并根据其具体参与的涉案数额，获得轻判。

三、诈骗犯罪案件中，能给相对人带来财产性利益的犯罪成本应当予以扣除

前面说过，对于诈骗犯罪案件犯罪成本是不应从诈骗数额中予以扣除的，但是存在例外情形。有学者将此类案件归纳为“客观上有经济价值、对相对人有主观价值”的犯罪成本，应当从诈骗犯罪数额中予以扣除。

举个例子：1.甲与乙签订借款合同向乙借款1000万元，同时甲提供了一套价值为300万元的房产作为抵押，后甲被认定构成合同诈骗罪。

上述案例中，300万元的房产可视作诈骗犯罪的成本。上述财产客观上必然是具有经济价值的，同时对于相对人来说也可以通过“变现”等手段来弥补受损金额，必然也具有主观价值（将行为人提供的虽然有一定的客观价值，但实际上对相对人“无用”的财产排除在外），因此应当从诈骗犯罪数额中予以扣除。

同时从行为人的角度，即使最终认定罪名成立，其以300万元的房产为“代价”而骗取1000万元，无论是客观上还是主观上都只能给相对人造成700万元的财产损失，应认定合同诈骗的金额为700万元。

四、案发前已经退还的金额，应从诈骗犯罪数额中予以扣除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在具体认定金融诈骗犯罪的数额时，应当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计算……但应当将案发前已归还的数额扣除。

这里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可以扣除的金额是“案发前”已经归还的数额，而不是“案发后”，案发前和案发后的认定，主要是基于公安机关立案的时间。之前也有当事人问我：“我这两天先把钱退了，然后再去自首，公安会不会把我退的钱从涉案金额中减去。”

案发后归还的数额只能作为行为人退赔，以及取得被害人谅解的依据，从而结合其他涉案情节争取从轻、减轻处罚的依据，而并不是认定涉案数额的依据。当然，对于诈骗犯罪案件来说，只要当事人有退赔的条件，通常情况下我们都鼓励积极退赔。

五、在案证据能够证明的“涉案数额”

刑事辩护律师对刑事案件会有一种特殊的视角，我们常说，辩护律师关心的是法律事实而非客观事实。换言之，作为律师而言，我们很难知道客观上当事人的涉案金额到底有多少，我们关心的是控方收集的证据能够证明到什么程度，这才是我们的“靶子”。

控方收集的证据能否确实、充分的证明当事人实施了诈骗行为，如果不能，我们即认为当事人是无罪的；控方收集的证据能否确实、充分的证明当事人的涉案金额，如果不能，指控当事人构成犯罪并对此科以刑罚，即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