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观点分析

两行字改写数百万元纠纷走向：后签《备忘录》如何扳回“主场管辖权”

我是北京德恒（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马占锦。在一起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纠纷中，我作为原告（软件开发方）的代理律师，亲历了一场典型“管辖权攻防战”：当事人辛苦开发两年、对方拖欠数百万元合同款，起诉后却被一审法院以“备忘录内容包含在原开发合同之中”为由，将案件径行移送被告住所地的异地知识产权法院。眼看维权要从“主场”被迫转入“客场”，我们果断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最终凭《备忘录》中两行管辖约定一锤定音，案件被裁定由原审法院继续审理。本案入选人民法院案例库，裁判规则对同类软件开发合同纠纷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案情回顾：同一项目、两份合同、两个完全不同的管辖约定

为避免泄露商业秘密及当事人信息，本案当事人名称、项目具体名称及部分地名均作脱敏处理。

2017年12月，原告某省某投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开发方”）与被告某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委托方”）签订《开发合同》，约定由开发方为委托方完成某省某区一软件平台项目的开发服务，争议提交“甲方（委托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2020年5月，双方又签订《备忘录》，约定继续推动《开发合同》实施，并另行约定争议由“原告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管辖。

后因委托方未按《备忘录》约定履行付款义务，开发方向其住所地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委托方违约，请求判令解除《备忘录》、支付拖欠合同款项并赔偿损失及合理支出。委托方在答辩期间提出管辖权异议，主张《备忘录》内容包含于《开发合同》之中，本案应适用原合同的管辖条款，由委托方住所地法院管辖。一审法院采纳该意见，裁定将案件移送委托方住所地的某知识产权法院审理。

作为开发方代理律师，我研判后认为：一审裁定混淆了“合同内容包含”与“管辖条款变更”两个不同层面的法律问题，遂代理当事人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二、争议焦点：先后两份合同管辖约定“打架”，到底听谁的

本案核心争议在于：当事人先后签订的两份合同，基础事实与法律关系相同，但协议管辖条款约定不同，应依据哪一份确定管辖法院？这是软件开发合同纠纷中极具普遍性的实务痛点。

被告的核心观点是：《备忘录》是对《开发合同》内容的补充，其内容包含于原合同，故应适用原合同“委托方所在地法院”的管辖约定，案件应移送异地审理。这一观点颇具迷惑性，也是不少被告借管辖权异议“拉客场”的惯用策略。

我们作为原告代理律师则主张：判断管辖条款以何为准，关键在于审查两份合同之间是否具有可分性；若基础事实与法律关系完全相同、后合同是对前合同内容的补充，在无其他特别约定且当事人对其同样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应视为后合同对争议解决条款作出了变更，适用后合同约定的争议解决条款。

三、裁判要旨：最高法确立“后约优先”规则

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两份合同的基础事实与法律关系完全相同，均围绕同一软件开发项目，系双方在合作不同阶段先后签订、不可分割。《开发合同》已约定协议管辖条款的情况下，后期《备忘录》再次作出不同约定，应视为双方对协议管辖条款的变更。

当事人先后签订多份基础事实与法律关系相同，但协议管辖条款约定内容不同的合同，均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应当依据后签订合同关于管辖的约定确定管辖法院。

据此，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22）最高法知民辖终75号民事裁定：撤销一审裁定，本案由原审法院审理。作为原告代理律师，我们成功为当事人守住了“主场维权”的主动权。

四、法律分析：为什么“后签的”能改变“先签的”

本案裁判逻辑清晰、法律依据明确，主要可从三个层面理解。

第一，管辖合意以“最终意思表示”为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合同或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本案中“委托方所在地”与“原告所在地”均属法条允许协议选择的、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两份约定本身均有效；区别在于，后签订的《备忘录》体现了双方最新的真实意思表示。

第二，合同变更涵盖争议解决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四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合同变更包括对任何条款的修改，争议解决条款当然包含在内。后合同作出不同管辖约定，即构成对在先合同管辖条款的合意变更。

第三，“可分性”是判断前提。若先后合同基础事实与法律关系完全相同、不可分割，后合同的管辖约定视为对整体交易争议解决机制的重新确定；反之，若多份合同法律关系与事实彼此独立、可分，则各自管辖约定相互独立，并不必然适用“后约优先”。本案恰属前者，故应依《备忘录》确定管辖。

五、实务痛点：管辖权异议为何常成被告“拖延+施压”工具

在软件开发合同纠纷领域，合同履行周期长、技术需求反复调整、合作多阶段推进是常态，当事人往往会在不同阶段签订主合同、补充协议、备忘录等多份文件，管辖条款极易冲突。实务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类。

其一，签约时忽视管辖条款的“隐形风险”。不少企业把管辖条款当成格式套话，未意识到一旦约定“对方所在地法院”，未来维权便可能陷入异地诉讼的高成本困境。其二，多份文件管辖约定不一致却未明确“以谁为准”。部分补充协议仅细化交易内容，未明示变更在先协议的管辖条款，极易引发争议。其三，被告借管辖权异议变相拖延、施压。一旦案件被移送异地，原告在举证、出庭、沟通上的时间和经济成本显著上升，客观上形成“客场作战”的不利局面。

需要特别提示的是，协议管辖约定还需满足“书面形式、与争议有实际联系、不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三项要件。例如，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纠纷属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标的额较大时由特定中级人民法院或知识产权法院集中管辖；若约定基层法院管辖大额知产案件，级别管辖部分可能无效。“由原告所在地法院管辖”本身一般有效，但须以书面约定为前提，口头约定通常不被认可。

六、律师建议：三步筑牢“主场维权”防线

结合本案及同类实务经验，我作为代理律师向企业提出三点可操作建议。

第一，签约阶段主动锁定有利管辖。订立软件开发合同时，应明确“软件开发、代码交付、功能定制”等核心义务，避免因合同名称模糊导致案由与管辖争议；同时尽量争取约定己方所在地或便于举证地的有管辖权法院，并确保约定具体、无歧义。

第二，多份文件须明示管辖适用关系。签订补充协议、备忘录时，建议明确写明“本协议与原协议管辖约定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准”，或直接对原管辖条款作出清晰变更，不留解释空间。

第三，遇管辖异议及时寻求专业介入。一旦收到对方管辖权异议或法院移送裁定，应在法定期间内提交书面意见并评估上诉；重点围绕“基础事实与法律关系是否同一、合同是否可分、后合同是否构成变更”组织证据和说理。本案中，正是及时上诉并精准聚焦“合同可分性”与“后约优先”规则，才实现了裁判结果的逆转。

七、结语

两行字的管辖约定，改写了数百万元纠纷的走向。本案提醒每一位商事主体：合同无小事，管辖条款更是维权的第一道关口。对软件开发企业而言，签好、管好、用好多份文件的管辖约定，往往比事后补证更为关键。

我是北京德恒（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马占锦。如您在软件开发合同履行、付款争议、管辖异议或商事合同纠纷中遇到类似困惑，欢迎联系咨询，由专业律师帮您把准管辖脉搏、守住主场维权的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