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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普外国与国际刑法研究所的比较法研究

发布者:梁静飞律师|时间:2017年09月27日|分类:律师随笔 |588人看过

 在私法领域,人们目前已经认识到了欧洲法制史的共同之处{1},这种共同之处也在刑法领域里体现出来,而且早就激发了人们获取外国法律知识,以及把本国法同外国法进行比较的愿望。欧洲大陆国家的刑法制度共同起源于中世纪的罗马法与意大利法,人们从中推导出了对后世尤为重要的刑法上的两条原则:第一,意志优先原则,即在评判人类的所有行为时,应当优先考虑意志,而不是优先考虑外部结果;第二,精确描述原则,即应当特别强调从法律意义上精确描述法律规定的可罚性条件。责任原则(Schuldprinzip)(这是我们现在的称谓)和法定原则(Gesetzlichkeitsprinzip)由此进入欧洲大陆国家的刑法制度中,自此成为理解各国制度的纽带和桥梁。此外,在英美法领域,对责任(即“mens rea”,译为“犯罪故意”)的要求也是可罚性的一个无可争议的基础,这个基础正是两大法系的连接点。然而,在英美法中,法治原则(Rechtsstaatspri- nzip)不是通过法律,而是通过其他方式,比如通过对被告人、辩护人的程序性保障而实现的。关于欧洲共同性的意识是由一种在国际上广为接受的法学承载的,这种法学在18世纪的自然法学说中得到了最好的反映。旨在废除死刑和体罚的斗争,对自由刑人道化的追求,以世俗、理性的制度取代贯穿着宗教与思想偏见的刑法,以及与意大利的贝卡利亚(Beccaria)、法国的伏尔泰(Voltaire)、英国的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奥地利的冯·索南菲尔斯(von Sonnenfels)、葡萄牙的迈娄·弗雷尔(Mello Freire)、德国的托马修斯(Thomasius)等名字相连的启蒙运动的伟大成就,这些都被视为欧洲的诉求,并且超越单个国家和专门科学的边界而被当时的整个思想界继承。就其基本特征而言,刑法当时仍被理解为一种关乎全部人类共同生活的自然法。
  即使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欧洲在刑法上的共同性也不因民族意识、民族国家和局限于自身法律的实证主义而完全消失。在19世纪上半叶,占据统治地位的主要是法国刑法,这种统治地位维护了超越法国乃至欧洲的刑法的统一性。在实体刑法上,1810年的《法国刑法典》成为包括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制定本国刑法典的楷模。费尔巴哈(Feuerbach)于1813年负责制定的《巴伐利亚刑法典》虽非同等重要,但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刑事诉讼法是在改革过去的纠问式程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这种纠问式程序主要存在于法国法中,也部分地存在于英国法中。由于前一个世纪里发生的这场改革,刑事诉讼法成为连接欧洲各国法律的纽带,我们只要看看检察制度、公诉原则、言词原则、公开原则和参审制度的起源便知一二。19世纪下半叶,呼吁刑法从整体上进行适应于崭新社会与科学进步的改革,这便是一个伟大的想法。这种想法大力推动了思想交流,开启了现代的比较刑法学,而这门学科是以德国的弗兰茨·冯·李斯特(Franz von Liszt)、瑞士的卡尔·希图斯(Carl Stooss)、比利时的阿道夫·普林斯(Adolphe Prins)、荷兰的范·哈迈尔(van Hamel)、法国的萨莱叶(Salleilles)和奥地利的海因里希·拉玛仕(Heinrich Lammasch)为标志的。在世纪之交,由“国际犯罪侦查协会”(Internationale Kriminalistische Vereinigung)负责的《当代刑事立法之比较研究》{2}以及由德意志帝国司法部(Reichsjustizamt)发起的《德国与外国刑法之比较研究》{3}为比较刑法学做出了巨大贡献。这种贡献表现出了理念上的完整性、论述上的统一性以及成果上的丰富性。我们现在也许对细节问题的了解比以前要多,但是尚未达到前人的这种水平。
  甚至在经历了“二战”这个灾难后,刑法上的这种跨国意识非但没有熄灭,还令人意外地迅速发展成为多种全新的模式,这些模式为本所的科学研究插上了翅膀。回顾过去,我们总能想起那些满怀希望的尝试,我们企图利用国际刑法而在重大的国际纷争中实现一种全球正义,但我们总是失望而归。{4}在欧洲委员会(英文名称为Council of Europe,拥有47个成员国,该组织有别于由欧盟27国部长组成的Council of the European ,后者可译为“欧盟理事会”——译者注)的框架内,欧洲国家启动了刑法领域的欧洲范围内的合作,旨在取得实际的效果。这种合作产生了国际刑法领域的1957年《欧洲引渡条约》和1959年《欧洲司法协助条约》{5},以及一些仍在讨论之中的重要的条约草案。德国刑事法改革,特别是刑事诉讼法改革的意义最终通过弗莱堡搭起的通往美国的桥梁得到了实现。{6}我们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知识对德国的相对价值不无争议,但是这些知识在刑法改革的大讨论中解决了一些重点问题,比如增加规定了证据禁止的情形{7},扩大了交叉询问的范围,调整了被告人与辩护人的地位,确定了审判长的裁判职能,实现交通案件刑事诉讼的自动化。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
  我们只要稍作回顾就不难发现,如果没有比较法学的贡献,刑法上的科学渗透就几乎是不可思议的。这是因为,本国法总是通过与外国法的比较而被人理解的。由于我们正处在一个在精神上和经济上进行着全方位国际交流的时代,如果我们在刑法领域只局限于一种属于民族国家的与实证主义的法律思维,那么我们就不可能确立法律文化的标准价值,不可能产生跨越国界的正义意识,不可能实现社会关系的人性化,也更不可能形成运行良好的国际社会。本所于1938年成立时{8},那时的德国——不幸的是——一意孤行,毁灭了其在世界上的——不仅仅是在法律领域的——名声。这一代人在进行比较法研究时,明显地感受到了这一点,而且也会在若干年后感受到它的存在。阿道夫·徐恩克当时决定成立该所,表达了一种不愿顺从蒙蔽的愿望,因而这个决定显得难能可贵。他所成立的这个机构外观并不起眼,但却成为那个野蛮时代的对立物。当战争和野蛮的阴影笼罩德国时,相对于那两个在对外开放的20年代成立的“威廉国王研究所”(Kaiser-Wilhelm-Instituten)(即比较私法与比较公法研究所)而言,成立一个“外国与国际刑法研究室”被放在了次要的位置。阿道夫·徐恩克非常清楚地知道,比较法不是简单地从外国法中抽出只言片语就能搞好的。我与他的合作是在战后开始的,当时他就常常对我解释说,他在所里指导进行的对每个社会问题的比较法研究,重要的是从真正全面的信息(包括历史发展和生活条件)中找出外国法中的解决方法,这里不仅是把有关知识一一罗列出来,还要理出彼此的关系,然后进行批判性评估。就本所有限的经费而言,这么宏伟的目标只是一种追求,还远未实现。但是,该所至少已经成功地维持了与外国刑法学界的联系,为本国的司法与行政实践提供了亟需的外国法知识,并为联邦各部的立法计划做了一些比较法上的准备工作。本所于1954年被决定转变为联邦、巴符州和弗莱堡大学的一个公立基金会,推动了这个由阿道夫·徐恩克建立的机构的迅猛发展。由于比较刑法学被马普协会接纳为一个得到认可的、前景光明的科学领域,我们马普所取得了如今的辉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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